《符号学-传媒学研究动态》网刊创立于2011年6月，每月一期，以与国内外专家学者沟通符号学、传媒学方面的动态、最新进展为目标，每月月底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寄送给大家。 目前为止，拥有固定读者数千名，在海内外拥有广泛的影响。
专辑
2015年7月3日-7月5日，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中国成都四川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文学评论》、《文艺研究》、Signs & Media、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A&HCI）联合主办。会议期间，还将成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会议旨在探索并推进文化与传播符号学的发展，把符号学与传播学的研究扩展到当代社会蓬勃发展的各个文化领域。
生态符号学作为符号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过去近二十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诺特在1996年提出这个术语时，是想要用它来描述和研究所有生命体及其环境的相互符号关系，这个分支后来也被称为生物生态符号学。然而，就如生态符号学的另一位奠基人卡莱维·库尔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研究无法和一般的生物符号学领域相区分；因此，它后来也就被后者所覆盖，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子学科。而库尔所提倡的文化生态符号学研究,即对人类和生态环境之符号关系的研究，则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1971年，匈牙利符号学家维尔默斯•沃伊特（Vilmos Voigt）与米哈伊•霍帕尔（Mihaly Hoppal）几乎同时提出了“民族符号学（ethnosemiotics）”的概念，开启了民族符号学研究的大幕。而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学科的理论框架就已经在教学与科研上逐渐准备成型。如今，民族符号学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和完善的理论研究框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产生了不少在西方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章著述。民族符号学包含着两个彼此关联的部分：一是民族学的研究者在研究民族问题或现象时有意无意地使用符号学理论对其进行探究；二是将符号学作...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最大的时间吞噬器。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接触微信、微博等媒体。由此，不少人无时不刻都在把玩手机，坐车、走路、吃饭都在刷微博、查微信，甚至和朋友相聚，面对面坐在咖啡厅的时，还在盯着自己的手机。随着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们俨然成了“低头族”。已经有不少人反思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媒介接触，从各个角度展开了讨论。本专辑收集了几篇文章，从各个角度切入此论题。
由我所赵星植所译的皮尔斯符号学原著合辑《论符号》，即将于2014年9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论符号》全书近27万字，分为两大部分，主体部分是符号学最主要的创始人皮尔斯关于这门科学的论述集合，这是皮尔斯符号学文献第一次比较完整的中译本；另一部分是由前美国皮尔斯学会会长李斯卡教授所写的专著《皮尔斯符号学导论》，这也是国内第一次引进系统介绍皮尔斯符号学理论的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