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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

芬兰符号学家埃罗·塔拉斯蒂的著作《存在符号学》,书写于2000年,成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符号学先哲托马斯·西比奥克辑录的“符号学先驱”书丛中的重要作品。该书在2012年推出中文版,中文版在英文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的结构调整,添加了不少塔拉斯蒂200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在《存在符号学》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目睹塔拉斯蒂力图解构第二代符号学家的结构主义,又要力争摆脱部分第三代符号学家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做出的各种努力。

评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

作者:魏伟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量:3501    2012-08-20 18:02:59

 

行走于“新符号学”的丛林中——
评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中译本版
     芬兰符号学家埃罗·塔拉斯蒂的著作《存在符号学》,书写于2000年,成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符号学先哲托马斯·西比奥克辑录的“符号学先驱”书丛中的重要作品。该书在2012年推出中文版,中文版在英文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大的结构调整,添加了不少塔拉斯蒂200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鉴于过往符号学界在哲学与符号学的结合上建树寥寥,加之身为国际符号学会主席一职,塔拉斯蒂在艺术学、哲学和符号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该书的出版很可能是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编的《当代符号学译丛》中迄今为止最重量级的。
在《存在符号学》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目睹塔拉斯蒂力图解构第二代符号学家的结构主义,又要力争摆脱部分第三代符号学家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因此,他提出要建构一种“新符号学”,以区别于业已滥市的各种游戏至上的“后符号学”。
    塔拉斯蒂师承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第二代符号学大师格雷马斯,在早期研究中很大程度上受到列维–斯特劳斯作品的影响。但在《存在符号学》一书中,我们可以亲证的巴黎学派经典符号学的观点并不突出,反而时刻显露出美国皮尔斯经典符号学的影子。当然,阅读者要想比较清晰和准确地把握塔拉斯蒂在各个学科和领域提出的观点,需要具备经典符号学和哲学、艺术学等多重学科的背景。正如塔拉斯蒂所言,他希望大家认知到他是一位音乐家,因此在他的笔触一旦涉及到艺术尤其是音乐时就显得狂放不羁、天马行空。例如,他分别用“有机”和“无机”来比喻西贝柳斯和马勒的音乐,并且信手拈来地佐证了西贝柳斯音乐的“有机性”,并由此推广到“有机叙述”。如此的跳跃与他之前长期从事的音乐符号学研究有很大的关联。在他的代表作品《音乐符号学》问世之后,他的研究重心回归早先的德国反思哲学。
    《存在符号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还是哲学问题,因此这成为了全书的起始部分。一开始,塔拉斯蒂就试图把哲学与符号学的结合“自然化”,为此他祭出了一系列先贤符号学家使用过但却被他赋予了新意的符号类型,如前符号、超符号、行动符号、内/外符号、内在和外在符号、似真符号等。当然,在全书中他还先后提出了超验、此在、表象等其它学科常见但在符号学界却属全新的概念。同大多数第二代和第三代符号学家一样,塔拉斯蒂冀望通过对符号类型的统治来达到他者对自身符号系统的认同。塔拉斯蒂认为,存在的符号必须面对此在和超越。一切交往的行为都是超越的行为,因为它意味着向异在他者的跃进。
    《存在符号学》的“主体理论”部分,是全书的另一个重点。主体部分从海德格尔出发,从有关“焦虑”的简明符号学起步,以哲学贤达黑格尔、康德、克尔凯郭尔和萨特等有关存在和存在主义的论述为基础,吸收阿多诺、胡塞尔和尼采等哲学家的理论精粹,形成有关主体的“自我”和“自身”的概念。有趣的是,塔拉斯蒂最终直接运用的是法国符号学家丰塔尼耶2004年的理论来重构自己之前略显单薄的主体论,“自我存在”和“为我存在”成为存在符号学主体论的核心内容,在书中塔拉斯蒂把它广泛地运用到各类艺术分析中。
    同2000年英文第一版的《存在符号学》相比,2012中文版在结构上进行了重大调整。除了极个别篇章以外,第三部分“社会领域”和第四部分“自然——生物符号学视角”几乎都是全新添加的内容。其中,对道德价值的探讨是符号学界此前较少涉足的领域。塔拉斯蒂在摩尔和休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的四个决定因素:规定性、普遍性、自主性和至上性,突出了“模态性”和“元模态性”的概念。与此同时,这一版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号的逆向运动——阻力符号学的概念,指出存在、记忆和历史是阻力符号学存在的三个基本要素。
    与前半部分相对缜密的德国式哲学思考相比,《存在符号学》中文版的第五部分“美学”和第六部分“传媒”是从2000英文版的“符码的森林”和“社会与文化符号场”中特意剥离开来的部分。这一部分让塔拉斯蒂回归巴黎学派传统的行文风格。尤其是“传媒”部分,他以罗兰·巴尔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典型书写方式,运用前文中阐释过的存在符号学方法,印证了迪斯尼和其“美国性”,指出“迪斯尼的每一部电影中都有一个元素将叙述行动化……行动化过程通过一些细微的成分来调动观众的情感使观众与表演认同。”显然,塔拉斯蒂在这里的叙述与法国后现代思想家让·波德里亚在《美国》一书中的观点有鲜明的差异,但塔拉斯蒂这番论述似乎更具说服力。通览整个“传媒”部分,作者几乎都运用试推法来验证存在符号学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在各种后现代思潮泛滥的今天,塔拉斯蒂力图通过“存在符号”来替代中心消解的各类符号游戏,通过建构主体,在众多领域诉诸存在符号学的研究方法,用以引导后学。
当然,在《存在符号学》中文版中,我们读出了塔拉斯蒂建构跨界“新符号学”的野心。他不仅希望“新符号学”在认识论、主体论等哲学范畴有所建树,同时也在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后殖民文化、传播学、全球化等诸多研究领域率先抛出自己的符号学观点,让大家充分领略其横跨多种学科的知识结构。只是在这种尝试中,由于在各个学科中的着力大相径庭,使得全书的整体结构并未坚不可摧,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或有可商榷之处。身为当代芬兰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塔拉斯蒂的文笔也许并不如巴尔特和其师格雷马斯般飘逸,谋篇布局之缜密也难与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相提并论,但他对当代符号学做出的贡献,则毋庸置疑。
 作者:魏伟,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