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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争评魏伟《体育解说论》

如果要找一个例子来证明语言参与构建了人类认知,“体育解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的体育世界,体育解说员担当了这一重要的角色——他/她引领、带动、刺激同时也迷惑着观众对体育的认知,他/她参与构建了关于体育的语言世界。以致于,正如我们已经无法将海德格尔的言论从荷尔德林的诗歌中去除,我们也很难将体育解说员从体育赛事中抽离出去。

宗争评魏伟《体育解说论》

作者:宗争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2599    2014-02-26 09:49:08

 

找出“内行”的“门道”——评魏伟的《体育解说论》
 
如果要找一个例子来证明语言参与构建了人类认知,“体育解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的体育世界,体育解说员担当了这一重要的角色——他/她引领、带动、刺激同时也迷惑着观众对体育的认知,他/她参与构建了关于体育的语言世界。以致于,正如我们已经无法将海德格尔的言论从荷尔德林的诗歌中去除,我们也很难将体育解说员从体育赛事中抽离出去。
魏伟本人从事过体育解说员的工作十余年,是个不折不扣的“内行”人士;他同时又是一名体育科学的研究者——成都体育学院的副教授、四川大学的文学博士、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传播学博士后,无论他的哪个身份,都足以胜任“体育解说论”的研究工作。而事实上,恰恰也是这两个身份之间积极、和谐的融合,也令魏伟的这本著作——《体育解说论》——展现出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的独特气质:既包含着从业者的切身感受和丰富经验,又具有研究者的学术视角和专业辨析。
《体育解说论》共分六章,分别从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符号学和美学等六个方面切入,对“体育解说者”及其职业性质;“体育解说”的言语方式、策略、背景和风格;“体育解说”的外部环境、评价机制和历史演变等进行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审视、打量和解析。作者凭借着多年的体育解说经验,以及个人所掌握的大量翔实的可靠材料和数据,旁征博引,对中外体育解说现象进行了统一的审视,运用传播学、媒介学、符号学、叙述学、阐释学等的基本理论,关注体育解说的历史演变及现象成因,分析阐释了体育解说自身的发展规律、传播特点和未来趋势,揭示了体育解说作为一种特殊“语言”的内在成因和结构变化,阐明了体育解说在体育赛事中的特殊位置和作用,破除了体育理论界一些未经严密论证的草率判断,为体育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与实务文本。
作为体育与游戏领域的长期关注者和符号学理论的研习者,我个人对此书的第五章“体育解说的后结构主义审视”最感兴趣。这一章包含了三个部分,其中,前两个部分与符号学和叙述学相关。
从符号伴随文本的角度来说,如果将体育赛事本身视为一个符号文本,体育解说是体育赛事的元文本。而如果我们将体育解说视为一个符号文本,那么又会出现诸多以此为据辐射开来的衍义。魏伟博士正是从这一点切入进去,对体育解说符号文本进行了专业的符号学的解读。
魏伟谈体育解说的符号文本“双重分节”特点:“自从一场比赛转播中有了第二位从事解说的成员,体育解说就进入了符号分节状态。”(p194)体育解说员与解说顾问共同进行体育赛事的解说,魏伟将其解读为“能指分节”,论证了二者所对应的不同功能,并进一步提出:解说员能否明确自己的解说工作职责,是影响解说效果的关键所在。
他论证体育解说的“双轴关系”,提出体育赛事转播过程实际上是令受众将注意力由历时性的比赛进程转向共时性的赛事叙述,由步步演进的线性组合轴转向“步步为营”的丰富聚合轴。因此,他指出“体育解说顾问的存在其实不过是决策层为提升关注度而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如果把体育解说组合当成一个完整的符号的话,那么解说顾问就是聚合轴上的浓重投影,他们是解说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p196)
作为符号文本的体育解说,自己就有其特殊的“伴随文本”。这是符号学研究方法本身的一种衍义性和拓展性的表现——观照的对象,决定了其符号文本的坐标和定位。魏伟指出了体育解说的几类伴随文本:副文本:解说员的专业程度等;型文本:解说员“沉稳冷静、幽默娱乐、激情澎湃和多愁善感”的解说风格;前文本:同类体育项目的解说文本;同时文本:多家媒体同时转播一场比赛时形成的多个解说文本;元文本:有关体育解说的各种评价、传闻和新闻等;链文本:同一体育解说员不同时期的解说文本特点等……而这可能是学术界第一次对体育解说进行的符号伴随文本划分。
对不同伴随文本的依赖程度决定了受众的“口味”,因此,魏伟提出:“体育解说员应当学习揣摩受众的需求,在不同种类的喜好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p202)
这种从现象出发,通过理论论证,又回馈到具体的实务中去的作法,是魏伟这本著作的一大亮点。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魏伟总能够利用其作为研究者的宽广学术视野来观照具体的生活世界,又能够在细致入微的分析过后,重新对现实世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其(曾经的)从业者身份相对应。这种身份的自在转换,其实也体现了魏伟本人自觉践行符号学基本理念的特点。
除此之外,文中亦经常以我们熟知的体育解说员为例,作为其理论的佐证。如他提到国内著名的体育解说员韩乔生从“正统型向娱乐型过渡”的事例、黄健翔“解说门事件”所面对的职业准则和上级压力等。这种深入浅出的行文风格,无疑方便了我们对于“体育解说论”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的理解和思索,也对于我们正视中国体育解说的位置和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借鉴。
当然,作为一个符号学研究者,从我个人角度来说,魏伟博士的这一章颇有令人意犹未尽之感,不过,对于这本目测超过三十万字的“大部头”著作,符号学部分作为其中一章,而非整体的理论思路,以现有的容量和姿态出现,的确不可求全责备。
毋庸置疑,《体育解说论》一书,对于高校学生、学术研究者、媒体从业者和其他类型的读者,是一本兼具借鉴意义、研究价值、阅读快感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