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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论黄平:新理性批评的精神世界

我对年龄代很钝感,可能首先是阿Q式的忌讳,想忘掉自己是一件怕被人鉴定年代的古董。经常,听见年轻人在讨论谁是哪一代,谁又比谁高一辈低一辈,觉得他们无事生非:都是小孩。因此,首先声明一个偏见立场:虽然黄平的书从封面到章节标题都大书“80后写作”,我老气横秋地表示一点不同意见:半个世纪后,当这一代接近了我的年龄,哪怕黄平那时雄辩能力比今日更上几个层楼,也难说清“80后写作”是什么意思:正如我们回望五四一代,谁能记得鲁迅是上一轮的80代,在钱玄同、刘半农心目中是“老头子”?

赵毅衡论黄平:新理性批评的精神世界

作者:赵毅衡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1552    2016-07-25 23:49:02

 

论黄平:新理性批评的精神世界

赵毅衡

 

            我对年龄代很钝感,可能首先是阿Q式的忌讳,想忘掉自己是一件怕被人鉴定年代的古董。经常,听见年轻人在讨论谁是哪一代,谁又比谁高一辈低一辈,觉得他们无事生非:都是小孩。因此,首先声明一个偏见立场:虽然黄平的书从封面到章节标题都大书“80后写作”,我老气横秋地表示一点不同意见:半个世纪后,当这一代接近了我的年龄,哪怕黄平那时雄辩能力比今日更上几个层楼,也难说清“80后写作”是什么意思:正如我们回望五四一代,谁能记得鲁迅是上一轮的80代,在钱玄同、刘半农心目中是“老头子”?

80后写作”,包括80后的作家与批评家,生在20世纪80年代,那段历史比较特别?但是这是出生年代,不是开始发挥社会功能的年代:作家凭感觉写作,缀学罢考是光荣使命,一般在二十岁开始写作生涯。因此,“80后写作”的作家,在世纪转折的几年开始写作;批评家不然,没有神童批评家,学问靠积累,学位靠苦读,文笔靠磨练,见识靠切磋。这些“80后”批评家,要到2010年后,才开始一生的荣耀。两批“80后写作者”,实际上相差近10年,合称一代会有很多不便。其实黄平他们也知道“‘80后’这个名号本就是被年轻的创作群体所垄断的” (黄平“因文学之名:80后学人三人谈”),要在他们的批评与郭敬明等的小说电影中找共同点,是刻舟求剑。

出身年代并不重要,思想成型的年代才重要。幸好,这一代写作者,在新世纪头十年一头一尾,先后升起。有的行业中称为“千禧一代”(Millenial),很高尚堂皇,千年一遇的幸运儿;有的职业中称为“新世纪代”(New Ager),金色冠冕,满是梦想希望。写作这个手艺却不同,这一代的写作者觉得自己生不逢时,落入了一个非文学时代,非批评岁月,用黄平自己的话来说,如今“文学批评成了边缘的边缘”。给一个大词做帽子,反显苦涩。由此,我看到了一个新的批评群体,一个新的批评立场的诞生。我个人认为这种“新世纪批评精神”,可以称为“新理性批评”,虽然这个词需要一系列的修饰,才不至于导致误会。

黄平,以及黄平他们,最大的特点是认真,他们的批评有一种拒绝当代蝇营苟且的姿势,最反感的是担心中国文艺盛行的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一是嘲弄一切的犬儒主义,二是随波逐流的享乐主义。他们称郭敬明的《小时代》小说与电影系列为“最卑下的浪漫主义”,因为“拒绝历史责任”,假充年幼不愿长大。在“郭韩优劣论”的讨论中,我还没有见到如此旗帜鲜明的评价,不过《小时代》风靡全国,青少年景从天下滔滔,黄平如此振聋发聩之言,倒也不为过。

黄平对当前傲慢地无历史感的一代有一种鄙视态度,要求有历史责任,要坚守一种时代精神,反对精神麻木或犬儒混世。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他坚持称自己为“80后一代”,而不是“新世纪代”的原因。黄平他们并不生存在80年代,他们生存在中国从未有过过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时代。黄平说:“80后一代有深刻的历史性,只是这种历史性只有从妥贴80后的理论框架才可以发现”。他们代表当代青年中一种精英主义的思潮,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抵抗的新文艺思潮”,哪怕这种思潮“长期缺乏必要的研究和命名”。

这种思潮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但同时黄平明白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崇高被当作宏大叙事被消解,主体精神成为碎片化,理想只是一种解构对象。在这样的时代,如何坚持崇高的历史感?

在这里,就出现了“新理性批评”不同于以往各代的特殊立场。黄平的主张一以贯之,那就是“戏谑美学”,用反讽的冷水喷上火热的思想,让蒸汽变成动力,成就一种“特殊的艺术抵抗策略”。但是这样的立场不是凭空产生的,据黄平自己说,在当代文化中是有深厚的传统可承继的。为了抵制这个“小时代”的低劣庸俗趣味的“大时代”,下面才是值得坚持的精神传统。

文化艺术作品的单子是“周星驰的电影、王小波小说、《大史记》系列,《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网瘾战争》”(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

“戏谑美学”的代表人物单子是:“80年代的王朔,90年代的王小波,新世纪十年的韩寒”(黄平“反讽、共同体与参与性危机——重读王朔《顽主》”);

知识分子谱系的单子是“陈寅恪-顾准-王小波”;

当代经典作家的单子是“路遥、张爱玲、王小波”。因为“他们直接击中各自读者群体的情感结构:路遥之于城乡迁徙大潮中的青年,张爱玲之于都市化以来小资-白领的青年,王小波之于渴望寻求“自由”的青年”。(黄平“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

把这四张单子叠合一下,可以发现唯一的重合点只有一个人:王小波。王小波成为黄平这批“新理性批评”群体知识谱系的轴心,不可能是偶然的。黄平对王小波情有独钟,因为王小波的精神世界是“理性加艺术”,最好地体现了黄平所坚持的“戏谑的历史感”。王小波是陈寅恪与顾准的理性主义事业的继承者与超越者:“王小波的际遇和担当,显然都在于使他在接武前人的同时,又尝试演奏陈寅恪、顾准等人以后的乐章”。黄平认为王小波精神的关键词,是“理性”,在一个完全反理性的时代中寻找理性,坚持理性。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战斗,但又是一个不可能胜利的战斗。

例如,王小波写文革,写中国历史,情节匪夷所思:《黄金时代》写批斗会,《革命时期的爱情》写武斗打死人,都是用一种嬉笑顽皮的腔调。难道文化革命真是玩笑一场吗?我们免不了要疑问:这些知青未免日子过得太逍遥,可以耽迷于发明杀人武器,专心致志“搞破鞋”,可以逃亡进山,可以捉弄队长。哪怕无穷无尽写交待,至多不过是“像个专业作家”那样描写性爱;批斗时虽然被捆的紧,松了绑还可以“继续犯错误”。这样的狂欢情节,在文革中不可能发生,尤其不可能发生在被批斗对象身上:我们体验到的文革酷行,完全无法写成如此酒神式狂欢叙述。王小波写的文革,完全是扭曲历史。

在这个方面,王小波不仅为新理性批评提供了精神,也为之提供了方法:他不屑“反映现实”,他鄙视“历史事实”,但是他比任何作家都洞察中国文化的真正运作规律,比谁都更了解中国历史的运动方式。他讲故事的确嬉笑冷嘲,他的语言狂放恣肆,这种嬉笑讽嘲远远不仅是为了增加讲故事的乐趣,王小波面对的对象过于荒唐,荒唐到你认真对待它,跟它讲理,实际上是让自己弱智到对手的水平。

同样,黄平面对的也是一个不可能胜利的战斗:在一个非历史的时代坚持历史的责任感。这使命是注定要失败的,黄平对此有很清醒,他说他心里有着“失败者的自觉”,他在做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的《小时代》,文学艺术中充满了浅薄无聊,把鸡毛蒜皮小家子小便宜当幸福,在这个时代黄平坚持的是“无人应和,沉寂落寞”的理想精神。只要有这一点坚持,就让我们对文学批评的新一代充满希望。

这种新理性批评,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理性主义那种那种众人皆醉偶独醒的清高,而更表现为反讽精神。在这个时代,如果知识分子只是孤标自赏,那还能独善其身,放弃责任;但是愤世嫉俗地挑战风车,一味居高临下训示,像克尔凯郭尔笔下的黑格尔一样“用国王般的眼神瞥着列队等候检阅的各种现象”,也一样是放弃责任。这时候,反讽就是一种有效的面对时代的方式,是在非理性中坚持理性的立场。贯穿着反讽的批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文化状态;理解了掌握了反讽的根本品质,就可以让在沉溺中找到救赎之路。

实际上,文化的大环境,也让反讽成为唯一有效的社群意义方式。笔者从80年代起,就把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相关符号表意活动的总集合”。当代文化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向,社会各种人,各个阶层或集群之间,意见冲突不可避免,而且随着人的意识自觉,冲突只会越来越加重。用黄平的说法就是:“当年的政治共识在当下已经破碎……不同知识传统之间对话的能力越来越弱,立场决定一切”。

在这样的时代,表意的冲突只能用“联合解读”的方式处置,联合解读即是反讽式理解。要取得社会共识,矛盾的意见不可能消灭,也不可能调和,只能用相互矫正的解读来取得共识。黄平曾经引用过笔者的一个看法:当代文化的特点是,人之间的联系不再基于在部族—氏族的身份相似性(比喻),不再基于宗法社会部分与整体的相容(提喻),不再基于近代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阶级认同(转喻),当代文化的基础是消费,人与人之间形同陌路,没有生活方式的联系。

要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社群意识,就只有在不同意见中互相阅读对方的意见。妥协也只能是暂时的,意见冲突又会在新的地方出现,但是一旦反讽矫正成为文化惯例,文化就有取得动态共识的能力。

反讽精神在当代,由于媒介技术而取得了新的紧迫感:纸面的传播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在网络上读到作品,也在网络上读到批评。网络文化是一个喧闹的广场,人与人的空间隔断,身份遮蔽,说话少顾忌而多张扬,个个在亮剑,冲突公开而言辞激烈。而网络的共时特征,让他们的意见几乎无先后地进入对抗。文化表意的主要方式就是争论,这就让人觉得冲突过于激烈,社会正在危机性地裂解,其实这是互联网这种传播交流方式造成的印象。

但是“媒介即信息”,当今的交流,不是为了取得一致意见,而是在冲突中协调。网络社群是反讽的,最后以各种局部问题上的妥协,取代合一的形而上思想。在一个非社群化的社群中,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不必强求一致也能找到必要的共识,这就是反讽。

既然反讽已经成为这个文化的主调,我们就只有尽可能了解反讽的种种特点,包括其弱点与强处,以及反讽演化的出路,才能找到能让文化新生的表意形式。新理性批评的笔尖对社会精神的表态,形式上越来越复杂,却也更加贴近真实。我们可以想象,王小波这位电脑写作的先行者,如果在今日的互联网时代发声,会成为“反讽理性主义”的领军人。

黄平在“王朔-王小波-韩寒”这个文学脉络中得到了反讽精神的坚持,我们在黄平的批评文字中,看到这个自称失败者一种神气清朗毫不畏缩的理性精神,一种在“戏谑”中找到批评主体立足点的自信。因此,黄平的批评时时冒出一种昂扬自信的抒情基调,像地心的热量喷出的间歇泉,“从这些现代世界的罅隙里,永恒的光才会透进来,让不成熟的、病态的现代自我与更大的价值相遇……星光铺就的道路重新出现于天宇。”

黄平论文的这段诗意可以读作黄平的自我评价,像王小波那样“诗意地创造自己,将自己从污浊的历史中脱离出来”,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新理性批评的前景。

 

 

 

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中期成果之一

610064 四川成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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