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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媛媛读赵毅衡“形式论三书”:推开世界的门

通读了赵毅衡先生的“形式论三书”(《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广义叙述学》、《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犹如换副思路,推开世界的门。提到“世界”,似乎有必要多说几句。暂且搁置物质/精神世界这样古早的分野,先生谈的其实是意义世界的形成、演绎和拓展;或者可以说,无论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无论是当即可视的万象还是未必永远不见天日的冰山另一角,都将于意义世界汇合,并且在其中达至某种微妙却每每令人惊叹的平衡。

余媛媛读赵毅衡“形式论三书”:推开世界的门

作者:余媛媛  来源:  浏览量:358    2017-09-24 12:45:19

 

读赵毅衡“形式论三书”:推开世界的门

余媛媛

 

      通读了赵毅衡先生的“形式论三书”(《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广义叙述学》、《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犹如换副思路,推开世界的门。

      提到“世界”,似乎有必要多说几句。暂且搁置物质/精神世界这样古早的分野,先生谈的其实是意义世界的形成、演绎和拓展;或者可以说,无论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无论是当即可视的万象还是未必永远不见天日的冰山另一角,都将于意义世界汇合,并且在其中达至某种微妙却每每令人惊叹的平衡。

       意义滤选世界,它把有可能奉献情节的素材挑拣进同一个意义隔间里,隔间与隔间的阻断不是绝对的,各要素甚至不一定位于同一个水平面上,只待意识之流穿贯其间;意义编织世界,它把挑选好的情节元素重新抛向上空,检测时下的风速,接受雨雪的粘连,编织的过程也是超克时间、腾挪空间的过程,这一过程艰苦卓绝,所得的成果仍需悉心赏看;意义打破区隔,创立世界,经验世界常常讨论“有意义的可能”,意义世界或想象世界有意开拓“无意义的不可能”,正如先生在书中提到的,意义运作不仅有机会指向“不可能世界”,而且有潜力推倒“可能/不可能”、“有意义/无意义”的思维格栅,让“看不见”的人事浮出水面,甚至暗中推动“无名”的生命参与“有名”空间的形构(请参照福柯所述的“异托邦”),为叙述本身创设全新的叙述框架。

       从上述观点看,似乎称符号学为“意义拓扑学”会比较形象,但后者的有效性仅限于说明意义的排布形态和演进方式,对意义的“译介”载体及其具体的形成机制(符号是典型的意义接驳装置,同时划分出最小的、可予以辨认的意义单元)又鲜有揭示。

       通览“形式论三书”,发现有几个始终绕不开、或许赵先生自己也未曾想过要明确提出的“意图定点”,在此稍加评述。

       一是“求真”。这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可在形式论的框架中却有着特别的喻意。首先,这里所求之“真”,既非“真理”“真”,亦非“真相”“真”,而是曝现这一无限逼近“真理”、“真相”的坚执追索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作为谜底的“真”某种意义上被悬置了,或者说仿似“空符号”(依照先生书中的观点,空符号也是一种符号,它依然携带并且再现意义)的“真”将其内含的真理性和求真意志下放到了由“求”领衔的、其实是以“求”为模仿和拟态对象的一系列述谓性语词(按笔者的理解,具有述谓特性的语词或话语并不直接等于谓语,它也可以是形容词及其它性质的词型和短语,只要它蕴含某种行动的可能或表达了某种行动的愿望和态度,如在一些话锋对峙的情境中,“很傻很天真”就富有意义施压的效果)中——“述谓”在此处等同于“述真”,与其对接的情景是,依靠积极的叙述行动去持续攻占圣谕缺位的意义险峰。这种叙述攻略,在摊“薄”了谜面的“后现代”语境中尤为突出,它重申了形式论的主旨,提示我们关注形式的认知功能、伦理语法和实践品格;这样其实也逐渐拨开了数个世纪以来萦回在“形式”之上的“形式主义”雾霭,向我们宣告:求索“形式”不仅是一种形式,“形式”探问不仅跟形式有关,恐怕只有通过愈加细心、耐心、精心地体认与撬动“形式”,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

       二是求“”。这听起来似乎又有些不识时务甚至故弄玄虚。在标举“短、平、快”,力求“简洁、有序、高效”的今天,文本被堆放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上:一方面,当今社会文化的织构、推送与接受模式无疑是“文本中心主义”的,任何文化意图的传播、文化效果的实现,都需要一个尚可自洽并且有说服力的文本;另一方面,即使“文本第一性”众所周知,然而当面对一个繁复、沉默、意涵万千的文本时我们总是,要么顿感无能为力,要么径直选择离手头最近的那一种“解”法。说“文本的粗放”直接导致了“文化的粗暴”显然有失公允,但处置(创作、传播、接受)文本的简单化趋向的确对局域文化的非良性发展负有责任——虽则造成这种失当趋向的原因,仍需追究到狭义“文本”之外。在此种意义上,求“”不是单纯的“绕远路”,而是舍“捷径”求“辽远深微”,后者几乎是整个人文学科应有的品质和存身立业的根基。眼下对求“”最有助益的恐怕就是媒介手段的完善丰富和伴随文本的大量涌现,这也确实带来了新的危机,在此暂不详述。

       以从文化研究中分出的电视剧研究为例,相关学者几乎都是从“稍专业观众”的角色出发,结合自身有限的文学-叙述学知识和片面的民声民议,在同一类型剧(如早年流行的家庭伦理剧、都市爱情剧,以及最新涌现并完成命名的仙侠玄幻剧、“大女主”剧)的“剧史”之中去梳理人物形象和规整社会论题的;仅从批评文章看,观点明晰,情节分析因“用”施“材”,看罢很难还原出剧集的全貌,也无法确证他们是否曾完整、认真地观看过所评的电视剧;更成问题的是,几乎无人关注剧情之外的那些或属“理解”关键的伴生文本,譬如该电视剧的主题曲及插曲,媒体对该剧导演和演员的采访,电视剧播出后在各网络社交平台上反响以及演员和网友的互动,而这些伴随文本一旦被置于镁光灯下,很可能就会完全颠覆观众的追剧体验和研究者的观审视角。

       三是符号化与主体化的双轴运动。赵先生在“形式论三书”中多次提到聚合/组合的双轴运动,能指/所指和理据性的滑动,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符号化与主体化双轴运动的说法,却将这一基本判断实实在在地贯注到了自己的每一个论述环节中。符号化与物化相对,是一个意义化的过程,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读者意图的落“实”都离不开意义活动参与者的创作、交流与争鸣;在“零度写作”、“无发送文本”、“二度创作”、“无限衍义”等极限情景预设中,主体化的程度随之推演至极,可即便在此时,符号文本“横向融通”的要求也不容罔置,后者始终与主体化的过程齐头并进。

       从“符号”的意指规程及其中文译名所映射的文化时空来看,符号学的长短处即可窥知一二:符号的意指阶段简明(按皮尔斯的三分法可分为符号-对象-解释项三个区间),指代功能的适用范围大,而且寓于“符号”的意义易于区隔和辨认,这极大地提高了意义运作和阐释的效率;“符号”这个称谓能予人的联想大致有两种,一种指向单个、不可拆分的实体载意颗粒,一种指向封闭、彻底自足的符号场域,人们在初次接触某文本时,第一眼“看见”的往往是文本所“凸”现的符号截面而非它身后所携带的丰富蕴涵,何况在“后现代”语境中,此时的(片面)符号意义很容易在彼时发生转喻,如是,非历史的、“一视同仁”的符号分析便可能造成文化意义的稀释与流失;原本主张寻求意义“延绵”的符号学,有时竟因不当使用其过分精工的文本编制/解剖技艺,反让妙趣横生的阐释活动黯然失色,甚至使之成为学派内部的“暗语”,这着实令人感慨,但与此同时,意义活动中“主体化”过程的释出,更确切地说,是叙述行动中叙述自觉的树立——即实验如何用文本形式富有成效地“说话”,似也变得势在必行。

       对于长处和短处都尽收眼底的符号学,我想借用先生在《重访新批评》里的说法,称其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学问,并且希望它不只作为工具,更应当像桥梁——作为风景的一部分,通向具体而微的美妙风景。这世界不懂装懂的人很多,假装不懂的人很多,似懂非懂的人不少,愿意去扎实弄懂一个问题的人却越来越少。符号学做的是理解不理解的事业,不仅需要尝试去认真解答一切无人问津的难题,不时还需将看不出问题的日常打碎,拨乱,敞开在阳光下,看看能否循着部分散射的光线,第二次推开世界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