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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晨评赵星植著《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传播符号学(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是当今符号学运动中发展的最为迅速的领域。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在当代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浸润在媒介技术所营造的全新的社会空间里,这一空间的主要构成并非是物质,而是符号。任何人在任何时代的传播行为都离不开符号;而这一局面只能在当代社会变得更加重要,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也就是说:当代传播学要深入探究全新的社会形态以及传播模式,自然会选择与符号学融合发展,这是一件水到渠成之事。

薛晨评赵星植著《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作者:薛晨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257    2017-09-24 22:44:42

 

探索传播符号学理论之源

——评赵星植著《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薛晨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书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作者:赵星植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7

ISBN:9787569006520

 

 

传播符号学(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是当今符号学运动中发展的最为迅速的领域。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在当代飞速发展,人类社会浸润在媒介技术所营造的全新的社会空间里,这一空间的主要构成并非是物质,而是符号。任何人在任何时代的传播行为都离不开符号;而这一局面只能在当代社会变得更加重要,甚至成为影响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也就是说:当代传播学要深入探究全新的社会形态以及传播模式,自然会选择与符号学融合发展,这是一件水到渠成之事。

然而,相较于传播符号学在应用研究的兴盛繁荣,其理论的拓展与整理却是一件亟待开掘的工作。赵星植的专著《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则把皮尔斯符号学拉入到传播学与符号学的发展史中,通过对皮尔斯手稿中传播符号学理论与术语仔细梳理与辩义,以及对皮尔斯与当代传播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和关联的详细阐释,最终逻辑严密地论证了皮尔斯符号学作为符号学与传播学的共同理论源头,以及提出了它为当代传播符号学继续发展可提供的重要理论资源。该书的出版为当今传播符号学理论的建构与拓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全书共32.5万字,分七个章节,分别从学术史、皮尔斯传播符号学理论、传播学哲学家对比研究、以及皮尔斯传播符号学在新媒介时代的应用等四大方面,立体地展现了皮尔斯传播符号学思想的全貌。同时,该书可算是赵星植译著《皮尔斯:论符号》(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的姊妹篇,是作者在细致整理并翻译皮尔斯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对皮尔斯传播符号思想的提炼与进一步梳理;而皮尔斯有关符号学传播诸问题的讨论,也第一次系统的呈现给中文读者,具有重要的原创性与开拓性意义。本书的重要性,可以通过梳理作者如下三个核心观点来逐一说明:

首先,“传播”是皮尔斯符号学的内核和发展动因。皮尔斯符号中“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不仅影响着当代传播学的源起与发展,而且对其符号学体系本身的建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重要。据作者考据,《皮尔斯全集》第六卷专设一个名为“communication”的专题(CP 6.158-162),该专题整理了皮尔斯围绕传播这一概念所进行思辨的笔记。这表明皮尔斯的传播学理论是他本有的研究路径,而非后人对其思想所进行的传播学式的阐发。这一路径与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一脉相承,因为他认为符号学研究的最根本目的就是要探究符号传播的规律与机制。(pp.2-6

为此,本书作者从皮尔斯符号学中有关“符号、信息与意义”(第二章)与“三元符号传播”(第三章)概念进行思辨,认为皮尔斯符号学核心在于符号意义的动态生成与传播。三元符号传播模式决定了符号的意义并不存在于符号结构之中,而在于解释者与发送者之间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能动性,对符号意义的解释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视角,决定了皮尔斯的符号学必然要向传播使用者开放,也使其符号模式最终突破结构与系统的桎梏,继续引领当代符号学运动的发展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首次梳理了皮尔斯符号学第三分支即“普遍修辞学”(第一章)。皮尔斯认为,这一符号分支的主要任务是探究符号与解释项的关系问题,即研究“意义通过符号从一个心灵到另一个心灵,从一种心灵状态到另一种心灵状态所需之必要条件的科学CP 1.444)。通过本书我们可清晰地看到,皮尔斯符号学这一分支所关注的符号传播形式条件、符号传播与社群、符号传播伦理等核心问题,已经非常接近于现代传播学所讨论的范畴,因此它可以被视为现代传播学的研究的理论体系雏形。正如作者自己总结道:皮尔斯的传播学思想,对于其符号学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样,皮尔斯对符号诸问题的研究,也会促进其传播学思想的发展。因此,皮尔斯的传播学与符号学思想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够割裂来讨论。

第二,皮尔斯符号学与当代传播学之间的理论渊源。从传播学的理论渊源来说,皮尔斯符号学中有关符号互动、个体与社群关系讨论奠定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早期的传播学研究,特别是传播学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在此意义上说,皮尔斯符号学相关思想是当代传播学理论的重要源头。

皮尔斯符号学的主导问题是符号意义的解释,而解释并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他认为人一旦追求意义,必然会进入人际社会关系,符号意义必然是一种交往关系。他认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符号”(MS L75.235-237),而“每个思想必须与其他符号对话……对话性在本质上是由符号组成的”(CP 5.253),而人们对真相的探究,最终因为这样的对话原则,而形成“探究社群”(community of inquiry)。并且,既然人的思想就是符号之间的对话,由此,人对自身的理解,也必然只能在对话与交流中才可能进行。这一系列的讨论实际上追问的就是传播的本质,传播主体与传播社群进行互动之根本动因。

皮尔斯上述思想直接影响了詹姆斯、杜威、库利、米德等美国早期传播学研究者的观点。为此,该书在第六章分专题对皮尔斯与传播哲学思想家之间的潜在对话与关联进行了思辨,进而确证了皮尔斯符号学思想对传播学理论发展道路上所发挥的重要影响。该书清晰地论证到,这些皮尔斯与早期传播学者在传播、个体(第四章)、与社群(第五章)之间的看法有如下几点共识:

首先,他们均重视符号传播或交流对社群建构与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是传播建构了社群,而非相反。再次,他们均强调社会个体是通过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群中发展出自我意识的。因此,这种自我完完全全是社会性的:他在社会中得以成长,并且由于个人在社群中的交流与互动,自我便会在一种共享的社会领域中得以发展。最后,他们对社群的看法普遍都持乐观主义的态度:随着交流的充分发展,处于交流关系中的人及其人格也将会充分地发展,社群会呈现一种理想的“有机融合”状态。从本书作者的考据与论证来看,皮尔斯思想中实际上已经显现了这三个共识的雏形。

因此,最近几年来国内外一批学者,如麦格雷(E. Maigret[i]、马特拉(Armand Mattelet[ii]、胡翼青[iii]等人提倡在当代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传统,就是因为早期传播学者们在传播与人际关系、社群关系方面的哲学思辨,重视传播之交流本质与社群本质,而这可以在总体层面上概括并抽象各类各样的传播现象。这一论辩路径,则可以为当今社会探究网络社会的新型传播关系,新社群关系提供借鉴。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所言,唯有“从人的自我活动具有兼容并蓄及整合的性质来构成自身的认知出发,传播研究才能发展”[iv]在此意义上说,回到皮尔斯,实际上可以从源头层面,为当今传播学理论的范式调适提供理论支撑。

最后,本书作者并不满足于对皮尔斯传播理论的梳理,而且创造性地还把其理论应用到新媒介研究领域中去(第七章),试图说明皮尔斯传播学理论对新媒介研究的解释力与穿透力。这类研究不是对其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在皮尔斯传播符号学理论基础上,结合新媒介语境而所进行的推进与拓展。皮尔斯理论的高度抽象性与概括性,特别是他对人类认知过程的特别关注,使得其理论成为其前沿理论研究的切入口。正如哈贝马斯就指出:皮尔斯想使符号的解释抽象地概念化,“可以促使我们去思考人工智能的运演,或者基因密码的机能模式”。为此作者利用皮尔斯传播符号学的相关理论,选取元媒介传播形态、社交媒介的符号构成以及虚拟现实(VR)技术这一当下新媒介技术与传播的最前沿领域,结合皮尔斯的传播符号学理论对其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彰显了皮尔斯传播符号学理论在当代的理论的延伸性与普适力。

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体系如同一个巨大的宝藏,他留下的近十万的多页的手稿资源还需全球同仁共同努力,继续开掘。就此而言,作者赵星植所做的努力实则难能可贵。皮尔斯的传播符号学思想,作为目前皮尔斯符号学研究的最前沿,需要在继续开掘一手资源的基础上,对其传播学符号学理论体系继续梳理、整合与重构。因此该书的出版,既为中国传播符号学的理论发展作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可是视为一个邀请,呼请更多的同仁参与到皮尔斯传播符号学思想的开掘工作中来。

 



[i][]埃里克·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ii][]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iii]胡翼青,《再度发言: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第3-30

[iv] []·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冯建三、罗世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