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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夏敬评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传播学作为一个贴近意识形态的舶来学科,其理论不可谓不丰。近年来,国内诸多学者都对西方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搬运”— 介绍、翻译、引进。也有许多学者结合中国国情和国内高校教育现实著书立作,辛勤耕耘,编著教材。如郭庆光《传播学教程》、李彬《传播学引论》、胡正荣《传播学总论》、段鹏《传播学基础》、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等。

许夏敬评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作者:许夏敬  来源:  浏览量:221    2017-10-15 23:33:56

许夏敬评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

 

书名:《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作者:刘海龙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7

ISBN9787301259016

 

传播学作为一个贴近意识形态的舶来学科,其理论不可谓不丰。近年来,国内诸多学者都对西方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搬运”— 介绍、翻译、引进。也有许多学者结合中国国情和国内高校教育现实著书立作,辛勤耕耘,编著教材。如郭庆光《传播学教程》、李彬《传播学引论》、胡正荣《传播学总论》、段鹏《传播学基础》、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等。但是当我们谈论到传播思想史的时候,我们自己书写的作品虽然不少,但如刘海龙般采用反讽叙事的却不多见。这种现象如此自然,也或许是如胡翼青所言,我们最初都先验地预设了一种辉格式的史观 — 将当下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一种进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术变迁,肯定了现状的合理性,而忽视了一些灰色地带。

中年学者刘海龙译著硕果累累,而他本人的学术思考精华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从他发现的新材料和新语境出发,重新诠释传播学的经典文本,解构主流叙事的神话体系,以反讽叙事对抗传统叙事的霸权,重新书写了传播学术思想史。他对拉斯维尔、哥伦比亚学派、芝加哥学派、伯内斯、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孙本文、批判学派 的“失踪”、中国媒介文化研究以及本土化话语都进行了较为周密的梳理,推翻了以前书写在教材中的定论。这并不是盲目的推翻或者为了对抗主流叙事而进行的无意义的工作,我们可以将它看做是一种补充,对传统传播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补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刻我们真正的走近了传播学,刘海龙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导游带领着我们揭开了传播学史似是而非的面纱。当我们站在世界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是最大的盲点,因此,从另一种角度认识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是有必要的。历史并不是纯粹的事实,历史往往也是认识。海登•怀特也曾论证,历史因为采取叙事的形式,便不是客观中立的,而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修辞性。本雅明说过,历史是一门外语,今人的任何解读都像是一种翻译。严复亦曾言,译事三难:信、达、雅。而我们不能对历史只有一种解读,一种认知,一种翻译。刘海龙谈到由于历史叙事间接限制了我们当下的思考方式和话语结构,对传统成见的反思便为丰富今天研究的想象力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反思和重新解释历史往往是突破学科发展瓶颈和避免内卷化的必经之路。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不算文字数量上的巨著,但可以算作是思想上的巨著。全书注释颇多,表达通俗易懂,文风简单,对于刚刚踏进学术大门的人来说非常的友好。除掉导言部分,全书共分为十一个章节,作者如在沙滩捡拾贝壳的孩童一样分别为我们拾起了拉斯维尔、哥伦比亚学派、芝加哥学派、伯内斯等被我们匆匆抛下的思想珍宝,然后作者穿插讨论了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传播学”在中国、中国媒介文化研究的变迁、中国传播研究中的创造性互动以及最重要的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问题。

开篇导言的部分,作者首先对自1978年传播学作为学科被正式引进中国内地后,如何系统了解传播学的这一探索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这一探索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把传播理论作为科学的客观式解读、把传播理论作为西学子系统的系统式解读、把传播学作为社会实践的知识社会学解读。传播理论教材中在传播研究历史的部分基本上是千篇一律,而事实上那些看似连续的线索有太多的缺失。在不断地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从被动地接受西方传播理论走向了自觉地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广义的传播思想史不仅仅是关注学术思想,还关注一般传播观念的起源、传播、接受与影响,尤其是日常生活中传播观念的历史。目前广义的传播思想史在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书写传播学术思想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主流宏大叙事的解构就非常的有必要了。刘海龙认为传播学术史主要有五种叙事结构:编年式结构、里程牌演进式结构、大师主导式结构、学派冲突式结构、观念统领式结构,这五种叙事结构都偏重于素材的排列方式。

其次,刘海龙讨论了传统主流叙事的解构与重构“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传统主流叙事的一个特征是追求宏大叙事,以一个维度或主题统摄传播学术史的整个过程。而宏大叙事之所以强大,就在于能将不符合主流叙事模式的特例边缘化,同时以含糊其辞的方式,将其重新包装,形成让人难以察觉的连续叙事。

刘海龙自己是采取了一种反讽的叙事方式来斗折蛇行的探索传播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灰色地带。反讽叙事最突出的特征是放弃了以简化的方式对学术史打包概括的野心,转向寻找既有的主流叙事中蕴含的矛盾与缝隙,发现被意识形态掩盖或歪曲的问题,并以此为线索,展现整个话语系统的固有缺陷。而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就涉足到了刘海龙所言的“灰色地带”。所谓“灰色地带”,并不是日常语言所说的“是”与“非”之间的模糊地带,它只是一种中立的描述,并不带有价值上的褒贬。它是相对于主流宏大叙事中的秩序感而言的。“灰色地带”可以理解为我们看见却好像没有看见的最陌生的熟人。

毫无疑问,主流宏大叙事存在着对其他叙事的宰制。刘海龙所谓的“灰”事实上是言指在宏大叙事中无法归为非“黑”即“白”的分类体系中的那些模糊的、暧昧的对象,是宏大叙事中被有意省略或遮蔽的个人与事件。而刘海龙将他们拉了出来,拉到了众人面前,让他们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那么,他们如何粉墨登场呢?在这里,刘海龙系统阐述了“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所谓“连续与断裂的辩证法”是指学术思想的发展并非线性的连续或断裂,其复杂性与丰富性远超过简单的连续与断裂,二者常常互相缠绕,呈现出一种辩证的关系,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连续中的断裂,断裂中的连续,而刘海龙所言的“灰色地带”就是连续之中的断裂之处与断裂之处的连续之处。

再次,刘海龙的整本书中穿插着中国传播研究者眼中的美国传播研究和传播研究史在中国的问题。对于前者,分别散落在拉斯维尔、哥伦比亚学派、芝加哥学派等章节,对于后者,刘海龙重点探讨了三个主题:中国传播研究的起源问题、1978年传播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跨文化解读、想象与改造、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在中国传播研究的起源问题上,我们重新认识了“孙本文”,他在192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已经表明了中国学者早在施拉姆提出“传播学”以前就进行了传播研究。

在经过对西方理论的跨文化解读、想象与改造后,中国的传播研究者在引进西方理论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搬运”,他们通过对西方理论的灵活改造也生产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研究成果。

在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问题上,刘海龙通过转换视角,以“受众研究”为主体,考察了本土化研究,我们会吃惊地发现中国传播研究不是本土化不足,而是本土化过度。

最后,刘海龙在关于中国本土化的各种话语后,提出了传播的“复数”— 即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不应该是单数,而是复数。这是非常有趣的,communication这个词在英语中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但是事实上是存在communications的用法的。在第九章 —— 寻找听众:中国传播研究中的创造性互动和第十一章 —— 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时刘海龙都提到了传播是“复数”。传播为何是“复数”呢?在讲述创造性的互动叙事的时候,刘海龙谈到“之所以说这一互动过程具有创造性,是因为互动双方都没有严格遵守既定剧本,而是根据场景的不同,富有创造性地即兴表演,甚至从实用的原则出发,创造新的场景演绎剧本。有了传者和听众的积极参与,中国当代语境中的“传播学”就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随着传受双方的身份和语境不断变动的概念。换句话说,中国的“传播学”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传播学在影响了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和事件的同时,也被中国的现实所影响。如果不对这一变化过程保持足够的敏感,中国的传播研究将很难做到自觉和独立。”在讲述“本土语背后 的张力”的时候,刘海龙谈到“和应用取向/理论取向的张力意义,特殊性/普遍性之间的张力也始终存在。尽管未必每个研究都必须在这些对立的概念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每个选择都会处于这两对张力所影响的场域之中。如果人为地取消它们,反而会造成理论的僵化与教条。因此,所谓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不应该是一种标准,而应是复数。在各种本土化取 向尚未充分发展之时,不宜简单地将其定于一尊,而应容忍本土化话语中所具有的张力,倡导多种路径的多元竞合。”

刘海龙对传播学术史的反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他的反思是综合、全面、彻底地对中国传播学的再思考。他的这种再思考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是我们应该再思考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