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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光金评苏珊·佩特里利《维尔比夫人与表意学:符号学的形成》

符号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学科,虽然是始于1938年莫里斯(Charles W.Morris)在《符号理论基础》中对符号学学科的定义,对学科范围的划定,以及对学科框架的确立,但在他之前,对符号的研究,对意义的追问,早已绵延起伏、大家辈出。到20世纪初期时,已经形成多勒采尔眼中现代理论大潮的星座效应,产生了赵毅衡心目中“意义理论集中爆发”时期的“璀璨群星”。

 照亮世界的意义:评苏珊·佩特里利《维尔比夫人与表意学:符号学的形成》

胡光金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圣经ž创世纪》

“在光照耀下我们心中所追寻的每一个“为什么”的过程,都至少有一个机会去学习那个答案。”

——维尔比

 

符号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学科,虽然是始于1938年莫里斯(Charles W.Morris)在《符号理论基础》中对符号学学科的定义,对学科范围的划定,以及对学科框架的确立,但在他之前,对符号的研究,对意义的追问,早已绵延起伏、大家辈出。到20世纪初期时,已经形成多勒采尔眼中现代理论大潮的星座效应,产生了赵毅衡心目中“意义理论集中爆发”时期的“璀璨群星”(2017p.48)。

闪耀在上个世纪初的意义研究或符号研究之星们,我们已然熟悉的,至少就有中国的赵元任,“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转引自赵毅衡,2012p. 7),独立于西方学者提出了“符号学”;有瑞士的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他的“semiologie”,以语言为中心,基于四对二元划分的术语进行符号研究,其中,能指/所指最广为人知,而组合/聚合仍然不断启发我们对符号的思考;有美国的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他用“semiotics”来概述自己的逻辑-修辞符号学,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意义开放的符号三分之路;还有德国的卡西尔(Ernst Cassier),他的“symbolism”,以人类文化哲学研究为目标,让我们知道,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然而,另一位活跃在意义理论爆发期,或者至少可以说,活跃在意义理论的潜在爆发期,来自英国的维尔比夫人(Lady Victoria Welby)以及她所提出的“significs”,至今仍然不为大家所熟悉。

这位在编织人类意义知识的大网上起着不可替代的枢纽作用的人物,如今,因为一位意大利学者苏珊ž佩特里利(Susan Petrilli)对其思想富有洞见的阐释,因为两位中国学者宋文和薛晨的远见与翻译,带着她的表意学,带着她对符号学形成和发展的贡献,像一束来自远方的光,款款照向我们。我们心中好些尚在黑暗中的疑惑,比如,何为意义?意义意味着什么?何以表意?表意何为?为何要表意?比如,表意的符号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意义?符号如何获得和发展表意的能力?意义和语言符号,以及其它符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符号的意义是确定的吗,是清晰的吗?如果不是,如何才能让它变得清晰?更进一步,意义只为人类所有吗,它可以跨越不同领域、不同文化,那它能跨越物种吗?它能被人类创造的各种智能设备掌握、利用或发展吗?如此种种的疑惑,因着这光,有了另一种答案;重重的影,因着这光,也逐渐变得亮堂。

本书十二章,分成两大部分:表意学方向下的符号研究,以及符号研究的路标,主要围绕何为表意学、表意学何为这两个主要论题进行论述。首先,在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提出的符号学“大传统”的基础上,作者佩特里利从她眼中符号学的“小传统”——解释符号学的角度,对维尔比夫人的表意学进行解读,探讨了表意学的定位及表意学带给符号研究的启发。其核心观点是,维尔比的“表意学”,一方面“命名”了维尔比的符号和意义理论,另一方面则“指明”了维尔比理论对连接符号与价值所起的特殊作用。

作者在维尔比的意义理论,在她关于“表意学”的各种论述中爬梳,将她的“意义的哲学”、“翻译哲学”以及“解释哲学”等概念相互联系,聚焦突显,并得出结论:维尔比以表意学为中心的意义理论,其一大重要特点就是将“翻译”的含义纳入“符号和意义的领域”,进而“提出一种被理解为涉及所有表意过程的认知解释方法的翻译理论”(佩特里利,2018p.104)。这一结论,是佩特里利在维尔比理论论述基础上,对其理论特征的准确提炼。她发现,维尔比在早期的著述中,只是将翻译看成符号过程的一个阶段,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维尔比后来逐步意识到,表意过程的每个阶段都包含了翻译的过程,而表意学就是在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鉴于“解释”、“翻译”和“意味”等术语反复在维尔比的论述中出现,佩特里利遂将维尔比的表意学看成一种以意味为导向的解释哲学,看成一种方法论,一种与认知解释有关的翻译理论,并认为维尔比的表意学“超越了纯粹的描写主义,呈现一种打破逻辑认识论局限的符号分析方法”,是“当今符号学的原型”(2018p. 14)。

表意对维尔比来说,佩特里利认为,就是一个“给出翻译的翻译”的例子的过程,所以学会表意就是学会翻译,并通过翻译逐步达到“意味的真正标准”。“意味”,是维尔比用来和“感知”、“意义”一起,描述符号意义过程的术语。在佩特里利的解读中,维尔比的“意味”包括“评价的倾向、意义的价值、重要的条件、表意过程中最大化的参与或暗示能力”(2018p. 17),而意味的标准,佩特里利将其总结如下:

首先预设一种他性逻辑,然后通过联想、比较或对比等将不同经验领域和不同符号系统连接起来,然后使用意象、明喻、隐喻等修辞格把单个符号的意义与其它符号的意义相连,把一个系统的符号意义与另一个符号系统的意义相连,从而赋予符号意义,尤其是语言符号意义“多重声音”、“多重逻辑”,让语言意义、符号意义具有可塑性和多义性,拥有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能力(2018p.146)。

此处对“意味”概念,对意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的描述,让人很自然地想起莫里斯在其理论中对意义的两极的划分,他说,“很多语言都有一个像‘意义’这样的词,它有两极:事物所意指的,以及被意指的事物的价值或意味”(Morris1964p. vii)。在他看来,询问某个事物或对象的意义,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只关心意义的意指方面,只关心意义的意味(价值)方面,或者同时关心意义的意指和意味(价值)两个方面。这一点,似乎与维尔比对意义过程中的意味的强调有所呼应。

佩特里利认为,维尔比除了关注严格意义上的语义、句法和语言的价值,探讨这些认知论术语的意义外,她与其他关注和讨论意义理论的学者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她更重视“意味”问题,她将“意味”单列为符号意义过程的一个阶段,一个目标,赋予它更多人文主义的价值。因为有了对“意味”的关注,人们“预见意味”,主动将意义给到那些对人们有价值的事物或对象,并使得意义“超越意图”,“发展成意味”。于是,表意能力在作者眼中,就成了“人类产生更多事物的能力”,表意过程则成为 “一种相对已知、已给,向他者开放的表意盈余”(佩特里利,2018p. 94)的过程。

所以,在维尔比的理论中,符号意义过程形成的,不仅是一种“认知实体”,也是一种“价值论实体”,“一种符号与价值之间关系的表达”(佩特里利,2018p.112)。从对人类普遍具有的母性感知讨论起,维尔比就对意义过程中人对符号的解释和翻译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思索。在她的理论中,正如我们在佩特里利的解读里可以发现的那样,符号,除了具有科学的、形式的面向之外,更是因为与人相关,从而与价值相关,具有审美、伦理、意识形态等面向。

符号与价值之间关系的这种表达,在佩特里利看来,源起于维尔比表意学中暗含或预设的“他性逻辑”。他性逻辑对于意义过程来说,必不可少,一方面因为它是人类思维模式中“隐喻化过程”的前提,另一方面也因为它是自我的主体性产生的前提。佩特里利指出,维尔比论述的隐喻不仅仅只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人类表意过程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维度”,是“意义阐释和放大的场所”(2018p.149)。所以,隐喻为与他者对话提供场所,为意义的“变换、偏离、延宕”提供机会。而隐喻化的过程,相应地,就是表意的过程,是获取知识的过程,更是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依赖解释项,依赖对解释项的“回应式理解”,隐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往往伴随着新词、新符号的创造和使用。

同时,自我的主体性,在维尔比的论述中,是通过“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建立起来的。自我,作为一个符号,可以具有“多重人格”,具有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多元性。而主体性的多元和多面往往会表现为思想和行为的多维性。这种多维性“推动宇宙”,通过呼唤“互相理解”,“兴趣融合”,“批判偏见”,“反思社群层面上的对话”,助推各种主体产生和发展“批判的意识”(佩特里利,2018p.236)。我们现在知道,他性逻辑是符号天然具有的特征,这种逻辑使符号成为一种对话性的存在,使符号过程不断向外开放,向他人和周遭世界持续开放,把分布各个角落,具有不同思想特色的个体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基于维尔比对自己表意学的“解释”、“翻译”和“意味”哲学的定位,基于她“独特而广阔的视角”,同时基于她对符号与价值关系的“侧重”,佩特里利与另一位意大利符号学者奥古斯托·蓬齐奥(Augusto Ponzio)将其引入到他们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并于2003年开始使用的“符号伦理学”这一理论框架中。“符号伦理学”,正如作者所说,标志着人类符号过程中符号和价值,符号学和价值论,也就是符号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必然关系, 是对维尔比表意学的扩展和深化。

当我们追随维尔比的表意学,关注意味,关注价值,以一种负责及对话的态度,对待语言,对待生命,摒除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向他者开放后,伴随着他者的进入,他性逻辑的深化,知识能够得到交流、传承和更新;各种价值也会时刻处于碰撞、交流中;我们也因此会不断增强表意的能力,逐步获得列维纳斯眼中的“他性人文主义”,走向一个更加接近意味标准,更加丰富、多元、开放、包容,同时又不乏批判精神的意义世界。

其次,在第二部分,作者佩特里利主要论述了维尔比及其理论在符号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探讨了表意学在符号学发展过程中,更进一步促进符号学发展的可能性。她的论述不可谓不是纵横捭阖的:一方面通过研究维尔比的“书信网”,尤其是维尔比与她同时代关注意义问题的学者,如皮尔斯、瓦伊拉蒂(Giovanni Vailati)、奥格登(Charles K. Ogden)和布尔(Mary Everest Boole)等人之间实实在在的通信和交往,对他们就符号和意义研究展开的讨论进行勾连,解读和阐释他们的思想异同及相互影响;另一方面,还在维尔比与其他因为各种原因,与维尔比没有直接联系,但同样关注语言、符号、价值、意义等的学者,如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朗格(Susanne K. Langer)、沃恩(Genevieve Vaughan)等人的理论中寻找共鸣,探索他们关于符号与语言批判,符号与价值,符号与赠与等相关理论间的呼应关系,在翔实论证维尔比夫人通过对符号与意义、符号与价值,以及表意学的解释、翻译和意味等方面的研究,在符号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令人信服地在维尔比与其他意义理论家们之间建立联系,丰富和发展了维尔比的表意学,也为表意学对当今符号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进行了例证。

比如,维尔比与皮尔斯的通信,从1903年起至1911年止,持续了近八年,作者通过阅读信件,认为二者在交流中主要关注的是“逻辑与意义、科学与推理、语言与理解力理论”,同时,还对根据维尔比的研究“可得出的相似之处”等有所关注(佩特里利,2018p.190)。对于二者间的相互影响,佩特里利在梳理二者信件的整理和出版过程后认为,与皮尔斯的通信,是维尔比的表意学得以存续、未被遗忘的重要原因,同时,她也认可马克斯·菲施(Max Fisch)指出的,维尔比对皮尔斯后期符号理论产生了影响。

除了类似比较宏观的判断外,作者通过对他们信件内容的考察,勾连他们理论的相似与不同,对这一判断进行了支撑。作者认为,皮尔斯的符号学结合了逻辑与符号理论:“只有通过符号以及解释才能获得知识”,是“认知符号学”,是“知识论”,是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解释符号学的“参照点”。而表意学,除了作为“原创方式”研究伦理学、哲学、认知论、教育学以及语用学等之外,“本身也是一种符号理论”(佩特里利,2018p.194)。皮尔斯在19041012日写给维尔比的信中清楚地说明了能够解释符号复杂性的那些范畴,在1909314日的信中则将自己的“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与维尔比的“感知”、“意义”和“意味”对应起来进行理解。所以,表意学是符号学中关注符号与解释项的一个部分,而作为意义理论,它就是逻辑学的一个部分。

另一位因为《意义的意义》而为我们所熟悉的学者奥格登,同样与维尔比有书信往来。二者的书信内容,经过佩特里利的解读,向我们清楚表明,维尔比对奥格登的意义概念,研究旨趣和研究视野等产生重大影响。比如,《意义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对维尔比《何为意义?》的一种解答,而《意义的意义》对当时远在美洲,尚默默无闻的皮尔斯的引介,也应该大部分归功于维尔比与皮尔斯的互相赏识,尤其是维尔比对皮尔斯理论重要性的慧眼辨识和推介,她曾经告诉奥格登“我确信他[皮尔斯]是个十分伟大的人,比起目前所获得的赞扬,他是一个更加独创的天才”(佩特里利,2018p.212)。维尔比将她与皮尔斯讨论意义问题的一些重要书信复印后寄给奥格登,在奥格登和皮尔斯之间建立起一种现在看来意义重大的间接联系,奥格登在《意义的意义》的附录中收录了维尔比与皮尔斯信件的部分内容,将皮尔斯的理论带进了英国公众的视野中。

再以巴赫金为例,二者并未有过直接接触,他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中,拥有不同的个人和公共生活经历,但通过对二者理论的研读和阐释,佩特里利发现他们有共同的研究旨趣,他们的理论起点都与宗教和神学有关,更重要的,佩特里利认为,二者对宗教和神学的共同兴趣是在“一种潜在的语言、符号与意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18p.254),“可以与我们命名为‘解释符号学’的传统思想联系起来”(2018p.253)。通过对两者理论中语言与文化、同一性与他性,以及意识形态与语言等论述的辨析和阐释,佩特里利探讨了二者间的理论共鸣。比如对维尔比使用“意味”来描述语言符号超越意图性交流而形成价值,证明符号生活向伦理方面开放这一点,佩特里利发现,巴赫金使用了“主题”这个概念,对类似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主题“关注话语在一个给定的历史时刻生成的意义以及普遍意味” ,它“要求积极回应的理解、一种对话性理解、一种观点以及可评估的方向的交流”(2018p.260)。

与此类似地,佩特里利还在维尔比的“赠与逻辑”,与时间上离我们更近的学者沃恩所构想的“礼物赠与”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联系的建立主要通过提炼和解读维尔比思想中的“赠与逻辑”得以进行,即,在一个“总体性交流”的世界中,推崇诸如爱、关心他人、同情心、正义感、耐心等社会实践的指导价值的同时,更是将赠与逻辑看成“符号间关系、表意实践的生成、主体性的建构的一个构成部分”(2018p.265)。

如此,通过在维尔比的书信网上冲浪,在她的理论著述中流连,追踪、寻觅维尔比及其表意学与其他关注意义问题的学者之间理论的差异和共鸣,佩特里利从与索绪尔的符码符号学相对的皮尔斯解释符号学的视角出发,对维尔比的表意学进行了解读,不仅梳理了表意学的内容,确立了表意学在符号和意义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更是拓展了表意学在“符号学世纪”继续发展和创新的潜能。这些潜能,与维尔比将表意学看成与“解释”、“翻译”和“意味”有关的哲学相关,与维尔比理论中意味、价值、伦理、责任、人文主义、生物性、心理语言、他性逻辑、赠与逻辑等主题相关,总之,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与爱、责任、教育、艺术、传播、人的成长、世界的发展等“一切生命领域和整体经验”所涉及到的表意相关。

阅读宋文和薛晨翻译的佩特里利这本解释维尔比解释表意的书,如赴一场时空交错的意义盛宴,席中精彩纷呈,佳肴不断。那些在追问意义的道路上默默前行或熠熠生辉的探索者:皮尔斯,莫里斯,西比奥克;奥格登,布尔;瓦伊拉蒂,罗西-兰迪,沙夫,蓬齐奥;范ž伊登,巴赫金,朗格,沃恩等等,在佩特里利的魔法解释妙笔下,尽数登场,与维尔比进行了一场精妙绝伦的意义对话。我们于是更加确信,维尔比的表意学,在符号学的形成过程中,如丰饶的沃土,给人养分,启迪人心;更加确信,每一次对意义问题的探究,都是一次充满冒险精神的探险,收获的是对意义的原有意义的创新和发展;更加确信,意义的存在,是因为人的存在。因为有人,才有人与世界的对话,才有人与人的沟通;才有人对于人自身的解析,对于自我发展的追求;才有责任,有爱,有伦理,有对于周遭世界与生物的价值关怀。

掩卷难免感叹:诚然,意义照亮世界;更甚,意义不在他处、不在他时,尽在时时处处对于自我与世界的探索中,对于意义的持续追问中。这样的探索和追问,既有科学、逻辑、形式的面向,更有人文、感性、伦理的考量;既有太阳的光辉,也有月亮的光芒!一代代追问和探索意义世界的学者,犹如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光,从星星点点,到聚集成束,汇在一起,照亮符号,点燃价值,让这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不断发展、不断进步!幸甚,幸甚!

 

引用文献:

佩特里利, 苏珊(2018). 维尔比夫人与表意学:符号学的形成(宋文, 薛晨, ).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17). 哲学符号学: 意义世界的形成.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赵毅衡(2012).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Morris, Charles (1964). 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of Signs and Valu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A: The M.I.T.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