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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佳评《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

符号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产生之初,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但符号学在中国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发展起来。虽然起步较晚,却丝毫没有影响中国符号学的发展速度,经过近40年的历程,中国也逐渐开始继“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之后,成为树立起符号学“中国学派”大旗的“第四大符号学王国”,符号学在中国这样迅猛的发展,必然离不开诸多中国符号学者的努力和贡献,赵毅衡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贾佳评《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

作者:贾佳  来源:贾佳  浏览量:175    2019-11-27 13:09:32

 意义的进阶:评《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

贾佳

书名:《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

作者:赵毅衡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

ISBN:978-7-301-29811-4

 

符号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产生之初,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但符号学在中国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发展起来。虽然起步较晚,却丝毫没有影响中国符号学的发展速度,经过近40年的历程,中国也逐渐开始继“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之后,成为树立起符号学“中国学派”大旗的“第四大符号学王国”[1],符号学在中国这样迅猛的发展,必然离不开诸多中国符号学者的努力和贡献,赵毅衡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赵毅衡先生早年师从卞之琳攻读莎士比亚研究,然而对形式中的逻辑却十分感兴趣,因而投入到形式论的研究之中。至今,他已经在形式论的“巨流”中激流勇进了40余年,其成果也是璀璨。从早年的《文学符号学》(1990)开始,他就开始对符号学溢出语言文学范畴做出努力,尽管《文学符号学》主要立足于语言文学,但他已经开始将“文化”引入符号学领域,并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所有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符号活动的总集合。”[2]直到2011年《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出版,我们才开始更加清晰地了解文化符号学的整个脉络。此外,叙述学也是赵毅衡先生自始至终坚持的阵地,从《苦恼的叙述者》(1991)、《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1994),到《广义叙述学》(2013),赵毅衡先生将西方的叙述学理论引介到中国,并结合中国文学传统,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创新。对于艺术,他应用符号学意识进行了思考,并对艺术领域中的诸多现象予以了相关分析和研究,从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把握艺术形式与意义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无论是符号学、叙述学还是艺术符号研究,正如赵毅衡先生在本书前言中所说,“这条形式论大河,实际上是围绕着意义问题延展的……这本文选是从我40年来的思考中抽取的一些文字,可以看到我的航线是沿着符号学,走向叙述学,走向艺术学。为什么能如此走?因为它们都是围绕着意义流淌。”[3]所以,尽管《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集合了近40年来赵毅衡先生在符号学、叙述学、艺术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选,但“意义”却是统领这三方面的出发点,毕竟,“符号学就是意义学”。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札记》中提出“各种意指一般区别只根据各种形式的区别而存在……一种意指总是与一种形式有关的”[4],索绪尔将形式看作是意义的集合,而这点也是赵毅衡先生自始至终所追求的“形式论”。相比索绪尔,赵毅衡拓展了皮尔斯的符号体系,将对“意义”的思考则延伸到文化意识领域,扩大了意义的研究范围。

《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2019)(以下简称《文选》)系统地将意义适用的三个领域作为主要论述的方面:符号学、符号现象学;叙述学、叙述哲学;以及艺术学、艺术风格学。这三个领域看似个个独立,但都统一于意义理论的框架之中,整体论述都是从“重新定义概念”出发,到运用中的具体现象作结。整个《文选》涉猎三个领域,看似散乱,实则系统,深入浅出,理论功底扎实。

在第一部分“符号学、符号现象学”中,赵毅衡摒弃了传统符号定义的同义反复,重新给符号下了定义,明确提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5]。而早在1993年他就认为,“符号学”是“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关于符号学与意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符号学内在研究方式使然。早期符号学研究大多是关于索绪尔所提出的“能指/所指”二分式,近年来对皮尔斯三元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则是对索绪尔二元符号体系的纠正,使得意义理论从语言学向更广大的文化和意义领域延展。赵毅衡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皮尔斯注重符号的意义解释”[6],“解释项”的提出不仅丰富了符号学体系,更是对理解人类的意义活动提供了新的范式,所以要研究意义,则离不开对符号学的讨论,《文选》的这一部分即是对意义的生成和表现方式的探索。

为了更加系统地讨论意义理论,赵毅衡先生将符号学与现象学结合,提出了符号现象学理论。他认为,“现象学的关注中心是意识;符号学的关注中心是意义”[7]。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则主要集中于“现象是如何通过感知为意识所理解的”[8],这一观点在他关于意义理论的著作《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而在《文选》中他重点将论述放在了意识的产生上,赵毅衡创造性地沿着皮尔斯符号学方向对意义形式进行思考,并与胡塞尔的意向性和直观形成意识进行联系,提出了 “形式直观”(formal intuition)的概念。他认为,形式直观这一意识过程是符号现象学的出发点,它用以回答意识面对“事物”是如何变成意义对象,即意向性是如何将对象变为符号的。但与胡塞尔的“本质直观”(essential intuition)不同,赵毅衡并不认为“直观”能够延伸及事物的“本质”,意义的获得需要沿着“形式直观——认识记忆——理解筹划”这三个步骤来落实。其中,在形式直观阶段,事物与符号没有根本区别;在形式还原阶段,事物的诸多观相被悬搁(epoché)了,通过不断的意义积累、认识记忆,才能形成下一步的理解活动。由于意识的片面化感知,先验性的“共现”承担了意识对对象的“最低形式完整要求”。

此外,在第一部分中赵毅衡还提出了颠覆皮尔斯“像似性”为“第一性”的大胆假设。他分别从生物进化序列、儿童成长过程,以及指示词语的序列性等方面,给出了证明“或许‘指示性’才是符号第一性”的结论。这一结论的提出,主要立足于在皮尔斯的符号三分类中,指示符号与意义的邻接方式最为直接,而其他两类则是建立在意义积累和理解筹划的基础之上。

《文选》的第二部分关于“叙述学、叙述哲学”。由于当代的文化呈现出“严重的叙述转向”倾向,赵毅衡先生重新定义了“叙述”的概念,并提出最简叙述定义,即“有人物参与的事件被组织进一个文本中”[9]。其中,“人物”的参与是区别叙述与陈述的关键。这一定义的确定,为广义叙述学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叙述学不应当仅仅停留于以小说为核心的体裁,叙述分析可以同符号学结合起来,打破叙述学的小说界限,为各种叙述研究寻找一个共通的理论基础,而这理论基础即是赵毅衡所提出的“广义叙述学”(general narratology)。

如果说广义叙述学的提出只是一个设想,那么《文选》中对诸多叙述体裁的详细分类则应证了叙述学广义化的可能性。第十章提出了叙述体裁的全域分类方案,分别按照叙述体裁“本体地位”的横轴展开,分为纪实型/虚构型;按照“媒介-时间”方向的纵轴展开,可分为过去时记录类诸体裁、进行时演示类诸体裁、过去进行时的记录演示类诸体裁、类演示类的心像诸体裁,以及独立于媒介的未来时(意动型)诸体裁。这一横一纵的两条轴线相互交叉,将文化生活中的各种叙述体裁囊括在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系统。

第十一章中指出,叙述者作为叙述源头,永远处于“框架-人格”两相之间,而这两相之间的关系,则因不同的叙述体裁而有所区别。针对虚构叙述,赵毅衡先生引入“区隔”理论,分析了虚构叙述与纪实之间的区别。他认为,“一度区隔用媒介化把再现与经验分开,二度区隔把虚构叙述与纪实再现相区隔。”[10]虚构之所以被看作真实,是因为区隔被忽略了;而对于同一区隔内的叙述则永远是纪实。虚构叙述的“双区隔”原则为讨论“文本真相”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之上,赵毅衡先生进一步说明了:叙述交流的可能性,恰恰是建立在文本内真实性的基础之上。

《文选》在第一部分中将主体的自我和身份问题延伸到文本身份,并讨论了普遍隐含作者问题,而隐含作者也是叙述学的核心概念。叙述者与隐含作者道德价值上的出入,造成了不可靠叙述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了隐含作者与不可靠叙述这两个概念开始,隐含作者和不可靠叙述就成为叙述学研究者争相讨论的热点。作为一名符号学家,赵毅衡先生将“不可靠叙述”和“隐含作者”延伸到所有符号文本之中,认为这两者是所有符号文本无法避免的普遍问题,成为广义叙述学的重要论域范畴。

“广义叙述学”这一新的定义方式,是赵毅衡结合符号学理论的思考结果,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提出了“符号叙述学”(semionarratology)的设想,即“研究一切包含叙述的符号文本的叙述学”,而这也是诸多学者努力的方向。早在1984年利科在《时间与叙述》中就专门讨论过普洛普、布瑞蒙、格雷马斯等关于“叙述符号学”的论述,恰特曼也明确提出“如果要解决叙述问题,必须进入符号学”。可见,叙述学与符号学结合的设想,是两个学科内在学理统一性的必然要求。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2013)把这一设想通过理论实践的方式呈现出来,将各种广义上的叙述体裁囊括进来。正如加拿大学者段炼所言,“作为一个具有全局视野的理论,广义叙述学在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的后经典叙述学中脱颖而出。”[11]

“艺术学、艺术风格学”是《文选》论述的第三个重要部分。与前两个部分的行文思路一样,作为一位符号学家,赵毅衡先生首先从符号学角度重新定义了艺术的概念。尽管维特根斯坦等学者一度认为“艺术”不可定义,但随着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相关符号表意活动的重要部分,在当代社会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赵毅衡先生认为“定义本身是人类认知的必然过程”,是意识给认知归类的过程,而对“艺术定义存在与否”的讨论,恰恰证明了给艺术定义的必然性。他承认了程序主义在反本质立场上做出的努力,但否定了程序主义撇开功能主义的莽撞做法,并提出“藉形式达到超脱”的功能说才能够覆盖艺术全域。从而引出了符号学给艺术所下的定义:在组成文化的各种表意文本中,艺术是借形式使接收者从庸常达到超脱的符号文本品格。[12]

接下来,针对艺术中的几个重要现象,赵毅衡从符号学角度进行了相关思考。现代“先锋艺术”以来,尤其是20世纪初,艺术中的不协调因素越发成为艺术家和理论家关注的焦点。赵毅衡先生从美术、舞蹈、音乐等诸多艺术门类中,总结出艺术与形式之间的微妙关系,艺术的不协调在于作品有意躲避程式形式的结果。在雅各布森“六主导因素论”中“诗性”理论的基础上,赵毅衡先生进一步论述了风格在艺术中的重要性,确定了“风格就是艺术”[13]的关键性结论。在他看来,风格与修辞不同,它是加之于核心文本之上的附加符码。于艺术而言,“风格是附加的,却是本质性存在:无风格不成艺术。”[14]赵毅衡的艺术风格论,从符号学理论上剖析了艺术存在的本质性特征,对解决艺术本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对于当今时代呈现出的“泛艺术化”趋势,赵毅衡的思考具有理论理论适切性。他提出,“任何物或事物,都是意义‘三联体’,在物性-实用符号-艺术符号三者之间滑动。”[15]因此,他认为,社会中的“艺术化”是潜在的存在,“泛艺术化”就是艺术本态。从某种程度上,赵毅衡先生透过符号学视野,为当下受人批判的“泛艺术化”现状,进行了正名。

《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是“中国当代符号学名家学术文库”中首批出版的学者文集,足以可见总主编王铭玉开阔的符号学视野。赵毅衡先生将其40年间对符号的思考精华汇总在《文选》的21篇论文之中,其中不乏他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广义叙述学》和《哲学符号学》中的经典论述。符号学的范畴不仅仅止于文化,更是延及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而人的存在恰好是意义式的存在,所以符号是人存在的本质条件。如果说索绪尔的贡献在于,从语言学方法论角度将其对世界的看法进行关系化处理,皮尔斯的贡献在于将符号学溢出语言学领域,那么赵毅衡先生则从意义世界的角度,思考符号意指的诸多方式和形态。感谢赵毅衡先生40余年不离“形式论”的初衷,在吸收总结前人符号学理论基础之上,创造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学理模式,为相关学者进行进一步思考指明了方向。

 

作者简介:

贾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成都体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符号学。



[1] 王铭玉 王双燕:《符号学思想论》之说论,当代修辞学, 2019 01)。

[2]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第89页。

[3] 赵毅衡:《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页。

[4] F.de. Saussure,2002:Écri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Gallimard,p.28.转引自怀宇:《法国符号学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页。

[5]赵毅衡:《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页。

[6]赵毅衡:《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页。

[7]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题解 4页。

[8]赵毅衡:《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页。

[9]  赵毅衡:《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51页。

[10]  赵毅衡:《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9页。

[11]Lian Duan. Framing Narrative in the Signification ProcessA Review of Yiheng Zhaos A General NarratologySigns & Media,2018(02). 

[12]赵毅衡:《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72页。

[13]赵毅衡:《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5页。

[14]赵毅衡:《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5页。

[15]赵毅衡:《赵毅衡形式理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