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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被遮蔽的幻想性

作者:孙金燕  来源:《符号与传媒》第二辑  浏览量:2942    2011-06-17 11:31:32

 

 
摘要:幻想小说是全世界普遍的叙述形式,但是武侠小说为中国所独有。充分展现幻想四大主要因素的武侠小说,在中国的二十世纪才出现。本质是幻想文学的武侠小说,基本上是与现实无涉的,而它在二十世纪中国地位的节节攀升、直至知识分子对武侠小说的“庙堂”式认定,或许也正说明中国叙述艺术的越来越幻想化。
自武侠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日程,金庸武侠就是武侠小说中最大的赢家。其个案研究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其他武侠小说个案研究,甚至也超过武侠小说的整体研究。长期以来,研究界都将这种不均衡现象理所当然地归因于金庸对其作品的“精益求精”,这对于同样精益求精的文学研究来说,自然无可厚非。然而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其实已经在昭示一种长久深藏的“一体性”认知,那种将武侠小说与其他所有“侠客”叙述视为一体,锁于“善恶分明”“好侠尚义”“英雄崇拜”等关键词的定位,其实不仅限制了武侠小说的整体性研究,也将集大成者的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推上了难以转身的窄路。更为重要的是,此种关照下的武侠小说研究无法体察武侠小说独独中国才有、并直到20世纪的现代中国才生成的事实,不能真正理解何以独独“金庸武侠”会自下而上成为“经典”,以及武侠小说在20世纪中国之命运的复杂性及变化规律,更难以通过阐释它而达到认识现代中国的目的。
于是,准确划定“武侠小说”与其他涉及侠客的小说之间、本来就必须分出的边界线,将尤为重要。只有还原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本质,才能籍此深入其背后的巨大符号世界。
 
 
幻想小说是全世界普遍的叙述形式,但是武侠小说为中国所独有。
司马迁称:“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史记·游侠列传》)。在幻想中伸张正义是人类的共同需要,即使科学理性高度发展的时代,各类“幻想小说”(Fantasy)依然风靡全球。但即使同样属于侠义风格,欧洲骑士小说、美国牛仔小说、日本剑侠小说与中国武侠小说相比,写作境况却大为不同,毕竟,欧洲有过中世纪骑士,日本有过武士,美国也确有牛仔,而中国却从未有过“名正言顺”的侠客。
刘若愚1967年出版的《中国之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早已阐明这个观点。尽管他将“侠”译为“Knight-Errant”,但欧洲骑士(Knight)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阶级,且是社会的支柱,更有宗教约束,而中国的“侠”( Knight-Errant)来自社会的各阶层,是社会的破坏力量,无任何宗教信仰。此外,中国的侠与日本“武士”也极为不同:“就‘武士’而言,他们是特权阶层,旨在维护而不是反抗封建制度。其实,中国的‘侠’倒和‘浪人’比较相近同‘武士’相距较远”。[1]]193-208
现实处境的不同带来虚构叙述的距离。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等等大都描写中世纪骑士的功绩和品格,其主人公不仅不可能是女人,而且要出身高贵,如《亚瑟王之死》中的亚瑟和陶尔,亚瑟本是血统高贵的王子,于是惟有他才能轻而易举地拔起象征王权的石中剑;而生养于放牛人之家的陶尔特立独行,不事生产却爱舞枪弄棒,原因在于他母亲带孕出嫁,生父是英勇善战的伯林诺王。日本的剑侠小说同样如此。在日本,佩剑是贵族身份的象征,漂亮但不实用。日本武士大多佩刀,只是日语中将“刀”(ナイフ)美称为“剑”,便有“剑侠小说”(ナイト小?)的命名。日本的剑侠小说,小山胜清的《日本剑侠宫本武藏》、吉川英治《宫本武藏》,虽有夸大,但不能与事实上的宫本武藏完全脱节,小说中写生活甚至会写每年收入多少石粮食等,武士完成使命后便回家过日子,多生活化,少江湖气。
正由于中国始终没有形成叫做“侠客”的稳定的社会阶层或集团,社会上没有职业性的武士,只有打斗的宗派和帮伙,专业的只有受雇于统治者或豪门的打手、保镖,所以中国的武侠小说中另外建构一个半民间半官方、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叫做“江湖”的世界,供文人武官、盗贼乞丐、和尚道士、皇亲贵族以至聂隐娘、红线、练霓裳等女中豪杰浪迹其中作侠客。
 
 
充分展现幻想四大主要因素的武侠小说,在中国的二十世纪才出现。
从唐传奇的豪侠故事,到宋代的《梦梁录》、《醉翁谈录》将这类作品归于“朴刀”、“杆棒”项下,到清侠义小说,再到民国时期定一称《水浒》“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2],之后小草的《武侠鸳鸯》(《礼拜六》38期,1915),林纾《傅眉史》(《小说大观》第三集,1915)明确标为“武侠小说”,1921年平襟亚主编的《武侠世界》月刊创刊,次年包天笑主骗的《星期》周刊开辟了“武侠号”,如此一路走来,对于“武侠小说”,表面上似乎仅仅只是命名的不同,事实却远非如此简单。
武侠小说从本质上说,是幻想小说。
小说是文学性的、叙述的、虚构艺术,然而“虚构”只是它的框架,核心依然是“真实”与“非伪”,如钱钟书所言:“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3]]166。也就是说,小说这个虚构的艺术是在构造“非伪”的世界,这个命题很悖论,但真诚地反映了小说的特性。它虚构构造的世界(Fictional World)是一个个与我们的生存世界即真实世界(Real world)有差异又有叠合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①],“虚构”的程度与“叠合”的程度密切相关。现实主义小说虚构的世界里,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叠合点多,拟真程度强,所以有“现实主义”之称;相比而言,幻想小说虚构的世界拟真程度低,便往往显得荒诞不经。
二十世纪的武侠小说所构造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叠合点非常之少。可以说,侠客“神话”已经注定只能在现代中国才能实现,是二十世纪的现实即现代文明成就了武侠小说,因为“侠客”在“现实”中已不再可能。这从其几个重要的形式要素中即可看出:
首先,如上文所说,表现在关于半民间半官方、与政治若即若离的“江湖世界”的幻设。
其二,非近代的古典中国时空
二十世纪前的侠义小说大多貌似写“当朝”之事,有“实事记录”之嫌,武侠小说却在时间上给出充分幻想。
唐传奇中侠客题材作品如《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昆仑奴》、《谢小娥传》等,莫不有明确的时间线索,表明是唐人写唐代故事。《虬髯客传》从隋末到贞元年间,《聂隐娘》从贞元到开成年间等等。晚清小说《儿女英雄传》是满洲镶红旗费莫氏文康,描写康雍盛世满八旗人故事,《施公案》写清康熙年间官员施世纶,且在《序》中说:“采其实事数十条,表而出之,使天下后世知施公之为人,且使为官者知以施公为法也”[4]]2
二十世纪的武侠小说,固然有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大刀王五、霍元甲、赵玉堂、山西老董、农劲荪等,历史上确有其人;文公直参照历史上于谦事迹撰写《碧血丹心大侠传》;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以近代义和拳运动为背景,但绝大多数的武侠小说是将时间锚定在中国的“现代”之前,却又是避开“当时现实”的“伪历史小说”。金庸小说的武侠世界,除了《越女剑》,全部作品锚定在十七世纪前的中国,大部分在明清,部分在宋元。台湾武侠小说除独孤红将作品时间背景绝大部分设在明清之外,卧龙生、诸葛青云、上官鼎都会刻意模糊故事发生年代。古龙前期武侠小说有时间标示,第一部武侠小说《苍穹神剑》涉及康雍年间的王位之争,“求新求变求突破”之后,他甚至根本不在意故事应该发生的时间,可以是现代之前任何年代的某月某日。一来如同武侠小说的资深研究者所言:“武侠小说如果要写历史,必然是‘戏说历史’,与其戏说,还不如从具体的历史中超脱出来,表现一种更为抽象的历史意识,亦即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回顾与反思”[5]]71,二来不名时代,罔顾历史,便可以尽情幻设。
其三,非热兵器的可修得神功
侠客叙述不可能不涉及“武器”叙述。二十世纪前的侠义小说中侠客都使用“当时”兵器,武侠小说却只能避开二十世纪兵器。
侠义小说都热衷于能展现个人能量与英雄气的冷兵器,欧洲骑士小说、英国的罗宾汉故事、美国牛仔小说、日本剑侠小说莫不如此。中国的唐传奇、宋元话本豪侠故事,明清侠义公案小说,冷兵器时代书写冷兵器时代故事,兵器自然也非冷兵器莫属,即使《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中的仙佛式侠客用的杀人千里之外的法术,也都是靠飞剑法宝来完成。
二十世纪现代社会,热兵器提供远距离优势,好比“暗器”,毕竟算不得英雄,个体的格斗能力也难以体现。武侠小说只能避开二十世纪的现代文明,在“非现实”的刀剑世界落脚。1920-1940年代的旧派武侠小说自不必说,二战后出现的新派武侠小说亦是如此。金庸小说固然常写炸药,用法简单,相当于土炮。《笑傲江湖》带定时装置的炸药,最后也没有用得上,而写到西洋人设计大炮的《鹿鼎记》,是金庸的封笔之作。古龙一生70多部武侠小说,武器最著名莫过于“小李飞刀”,“七种武器”系列是从“长生剑”“碧玉刀”“孔雀翎”“多情环”“霸王枪”“离别钩”写到《拳头》,唯一一部写大都市黑帮与枪手的动作小说《绝不低头》,主人公黑豹的兵器也不过是一串可以作为飞镖使用的钥匙。尽管这些冷兵器大多具有类似于热兵器的能力,如段誉“六脉神剑”的威力绝不亚于现代激光,但其形式依然是避开二十世纪“现实”的冷兵器。
其四,非官方的暴力正义伸张
二十世纪前的侠客小说,“江湖”依然笼罩在“庙堂”之下,暴力权力未“下放”至民间。明清侠义公案小说,终归统摄、服务于“一大僚”,民间的个人英雄气质难以彰显,如展昭的并不满意被封“御猫”一事:“兄台再休提那封职。小弟其实不愿意。似乎你我兄弟疏散惯了,寻山觅水,何等的潇洒。今一旦为官羁绊,反觉心中不能畅快,实实出于不得已也”(《七侠五义》第二十九回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金圣叹删去原《水浒》七十一回以后的章节,变第一回为楔子,成为七十回本,且另造了一个“惊噩梦”的结局,即卢俊义梦见知州“嵇叔夜”击溃梁山队伍,并杀绝起义者一百零八人,被鲁迅评价为:“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说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6]]94。所以侠客叙述在二十世纪前的中国,仍然难脱现实。
二十世纪的武侠小说,推重个人英雄,组织私人社团,实行民间正义,与“庙堂”渐行渐远。在武侠小说从不避开的“复仇”叙述模式里,江湖的恩怨仇杀,家国意识淡化,民间色彩上升。且不说“是本分,是侠之小者”式的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即使涉及到“反清复明”、夷夏之争、反抗异族侵略等主题,捍卫民族大义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也大多出于纯民间的个人自发行为,金庸《射雕英雄传》中守襄阳之役,当时襄阳有最高长官吕文德,郭靖助守襄阳,非受朝廷委托,身处幕后却是真正的主角。在喜欢将历史背景引入武侠小说的朱贞木、梁羽生等笔下,也都莫不如此。
于是,不难理解何以当侠客企图与现实并轨的时候,也就是侠客开始落落寡欢于平庸人间的开始。早先有《儒林外史》以伪侠张铁臂以及凤四老爹(以侠客甘凤池为原型)、萧云仙等“现实”中不得志的侠客,解构了其中明清侠义小说中的诗性叙事。
从以上几点即可看出,二十世纪的武侠小说,四大核心形式因素——半政治半民间的江湖世界的幻设,历史时空设定,武器使用的非“现实”,暴力权力民间化的实现----定位了武侠小说的幻想性质。尽管“侠”在中国独树一帜,但侠客神话却注定只能在现代中国才能实现,因为“侠客”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即现代文明中已不再可能。
由此反观,可以对一个有意思的事件给出一个行得通的解释。1923年1月和6月,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分别于《红》杂志和《侦探世界》同时连载。旨在“为近二十年来的侠义英雄写照”,以近在眼前的“事实”表现民族革命观念与爱国主义精神主体意识的新型武侠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登在当时具有文体实验性质的先锋刊物《侦探世界》上,却并未受到应有的欢迎,同样的命运也发生在他在1940年代写的《奇人杜心五》和《革命野史》上。反倒是《江湖奇侠传》将时间抛向“反清复明”,方便了武侠民间性和江湖化回归的进行,如此能掀起武侠小说阅读的狂潮、成为平江不肖生武侠小说的代表作,便不是个简单意外了。
对象不在场,便可以天马行空的幻想,在充分展示侠客神话的同时,武侠小说也在提供一个巨大的符号世界。
 
 
本质是幻想文学的武侠小说,基本上是与现实无涉的。它类似于西方的科幻小说,都主要供在现实中不得志的青少年沉醉其中。而知识分子对武侠小说的“庙堂”式认定,或许也正说明中国叙述艺术的越来越幻想化。
侠客叙述在二十世纪前的中国受种种限制,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控制和清理,一直“在野”以民间话语姿态。虽有金圣叹改写《水浒》在先,俞椒改编清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在后,但文人士子想以此种“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头换面,耳目一新”[7]的方式,企图使其得以“收编”进入主流文化,在儒家正统的中国实属难事。但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武侠小说从阅读热到批评热,已逐渐从边缘文类跨入经典之列。
武侠小说在1920-1940年代极为兴盛,据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统计,在当时发表的通俗小说作品中,武侠小说数量最多、影响最大。郑逸梅曾写到:“近年来小说更如雨后春笋,陆续出版,读者们大都喜欢读武侠小说,据友人熟知图书馆情形的说,那个付诸劫灰的东方图书馆中,备有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阅的人多,不久便书页破烂,字迹模糊,不能再阅了,由馆中再备一部,但是不久又破烂模糊了。所以直到“一二·八 ”之役,这部书已购到十有四次。武侠小说的吸引力,多么可惊咧。”[8]]135即使抗战时期,北派武侠小说也在华北沦陷区发展得如火如荼。
抗战时期,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继续续写;宫白羽的成名作《十二金钱镖》写于1938年,随后陆续写作《联镳记》《武林争雄记》《偷拳》等;郑证因的《鹰爪王》1941年,之后有“鹰爪王系列”;王度庐自1938年而后写有“鹤铁系列”(《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屏》)。这一时期北派武侠小说家的代表作纷纷出世。但华北地区却依然沦陷多年,武侠小说所支付的只是“精武救国”招牌以及“曲线救国”的幻想。也就是说,武侠小说时与中国的现实无涉的,而在想象中以暴抗暴、自我聊慰与疗伤,国人如此强的自我符号能力,实在太值得玩味与思考。
1970年代末至当下,统战背景下港台武侠小说开始进入,不久,50年代初被查禁的民国武侠小说也先后开禁。武侠小说受到青年人的追捧[9],同时进入知识分子的阅读与批评视野。随着1994年,金庸最终结束了匿名流行的漫长历程而开始了具名命名的接受过程[10],武侠小说地位扶摇直上。而2006年陶东风批判从武侠小说发展而来的玄幻小说为“装神弄鬼”,或许已在给出一种提示。该文深究玄幻小说流行的文化原因,将其归纳为:“以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为内核的一种想像力的畸形发挥,是人类的创造能量在现实中不可能得到实现、同时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的情况下的一种疯疯癫癫状态。……在一个现实溃烂,未来渺茫的时代,在人们因为长期失望而干脆不抱希望的时代,在一个因为价值世界长期颠倒以至于人们干脆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价值,彻底丧失了价值缺失的痛苦的时代,犬儒主义就会以一种装神弄鬼的方式表现出来。让我们严肃地思考一下吧: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的时代么?”[11]]11
这个关于已经进入什么样的时代的提问,或许是我们都无法逃避的问题:作为一种边缘文类、与现实无涉的武侠小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经坎坷乃至在90年代的升温至文学经典,是否昭示中国叙述艺术的越来越脱离现实与幻想化?


作者简介:
孙金燕,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联系方式:08yan08@163.com15198279115
 
 


[]莱布尼茨首先提出可能世界理论,认为在上帝的心中有无穷多的可能世界作为思维而存在着,在所有这些可能世界中,只有一个是实现的,即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这个享有特权的世界就是我们居住在其中的世界。没有被上帝选中的世界是可能被选中因而行得通的世界——“ways that the actual world might be but not”。


[1]刘若愚.中国之侠[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193-208.
[2]定一.水浒 [J].新小说(第十五号)小说丛话,1905.
[3]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7:166.
[4]佚名.施公案[M].北京:宝文堂排印本,1982:2
[5]吕进,韩云波.金庸“反武侠”与武侠小说的文类命运[J]文艺研究,2002(2):71.
[6]鲁迅.谈金圣叹[M].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94.
[7]俞樾.重编《七侠五义传》序[M]七侠五义.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1980.
[8]郑逸梅.武侠小说的通病[C].苗和师、范伯群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135.
[9]青年读者一直在“金庸现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孔庆东在《笑书神侠 北大醉侠遭遇金庸》中曾说道:“我和其他同学向钱理群这位以严肃著称的导师推荐金庸。我们夸张地说,不读金庸就等于不懂得一半的中国文学。”此外,戴锦华也在其《书写文化英雄》中提到:“当我们关注20世纪最后30年激变中的当代中国,关注文化舞台上众声喧哗的剧目更迭时,我们间或完全忽视了此间港台文化——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三毛、邓丽君、徐克、吴宇森等以作为历史文化断层处的填充物,悄然喂养出人数众多的中国大陆青少年群,一如50——70年代,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工农兵文艺之‘外’,19世纪欧美文学艺术喂养着成长于这一时期的当代中国人,并且同样经历历史的变迁,呈现着一次‘主流/边缘、具名/匿名’间的位移与互换过程。”
[10] 1994年,北大教授严家炎给本科生正式开讲金庸,同时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法学教授头衔;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主编的《20世纪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名列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三联书店隆重推出《金庸作品集》。
[11]陶东风.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由“玄幻小说”引发的一点联想[J].当代文坛,200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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