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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语言学:语言学的八大发展趋势

作者:王铭玉  来源:网络转摘  浏览量:8899    2009-11-01 19:56:53
 
 要:21世纪在即,“回顾与前瞻”构成各学科领域的世纪“门坎”问题。综观语言的发展现状、考察相关科学的影响,语言学研究将在八个方面发生相应的转向,即由微观转向宏观、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系统转向运用、由描写转向解释、由结构转向认知、由静态转向动态、由分析转向综合、由模糊转向精确。认准趋势、把定方向,就能跟上语言学的发展潮流,促进语言学的研究。
关键词:21世纪;语言学;发展趋势;八大转向
   
    面临世纪之交,人们都会很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21世纪是怎么样的?对此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会给人们带来思考与启发,指明方向与目标,所以,对各个学科和领域来说,这是一个无法避开的世纪“门坎”问题。
    语言学被许多学者看作是先行科学,回顾现代语言学的发展,透视21世纪的前景是语言学领域亟待研究的课题,也是每个语言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近几年,此类相关文章时有发表,先声已奏。这里,我们从八个方面来谈一下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以就教于同行方仁。
   
    1. 由微观研究转向宏观研究
    1.1 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宏观化
    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宏观化,指的是语言学不再把语言体系作为自己的唯一研究对象,其视野正向言语活动和言语机制延伸。
    20世纪是语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飞速发展的时代,学说纷繁,学派林立。但纵观百年历程,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学说为支柱的结构主义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结构主义建立了三种理论框架,其语言对象观把语言学研究紧紧束缚在了微观领域。(1)索绪尔(F.de Saussure)认为:“语言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东西,同时对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储存人的意志之外的。语言的这种存在方式可表以如下的公式: 1+1+1+......= 1(集体模型)”。(索绪尔,中译本:41)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纯系统的框架。(2)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的定义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同上:43)显然,这种观点把语言视作一种自足、封闭系统的框架,把语言与民族、社会、文化、政治、时空等因素割裂开来。(3)在语言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语言和言语概念并加以严格区分的是索绪尔,但他对言语采取了“搁置”的态度,认为“言语活动的整体是没法认识的,因为它并不是同质的”,语言学“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的”。(同上:42)实际上,他所承认的语言学仅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语言学是单一语言的框架。客观地讲,三个理论框架的思想对语言系统的研究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这些“框架”亟待打破。首先,语言在本质上是非纯一的,而是一个多维的层级符号装置,除了共同的东西之外,在每个人的意志之中还储存着语言的种种变体形式。比如各种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的存在,各种语体的作用等;再则,语言学领域只留下属于系统内部成分的做法不仅影响语言研究的质量,甚至导致研究者根本无法真正触及语言的本质,因为“外部要素”是不可须臾离开的“关系要素”。“人是使用语言的主体,人们正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文化中使用语言的”。(戚雨村,1997:3)最后,语言和言语之间是一种互为依存关系。尤其不能忽视,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语言体系是在言语活动中变化发展,所谓语言交际正是在特定言语环境中通过选择语言材料、建构活动来完成的。所以,离开言语活动而研究抽象的语言体系会使语言体系本身陷于枯竭境地。
    由此可以做出判断,在语言学由微观研究向宏观研究转向时,首先是语言学研究对象的扩大,不仅要立足于语言体系,更要放眼于异质系统、外部系统以及言语系统。实际上,近些年语言学家对方言学、文体学、语言文化学、语言国情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信息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语言分支学科的关注就充分证实了这一转向的存在。
    1.2 内部学科交叉向纵深发展
    索绪尔为语言学提出了三项基本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索绪尔,中译本:26)目的在于使语言学尽可能摆脱对其他科学的依赖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但科学的发展正在冲破各种条块分割的樊笼,学科渗透、交叉已成为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宏观发展趋势。可以说,到21世纪,任何一个学科“独往独来”的局面必将不复存在。
    学科渗透首先表现在语言学内部分支学科彼此间的交叉上。传统语言学条分缕析,各自都固守自己的阵地,在为其独立地位而奋争。但是语言现象十分复杂,单从某一分支学科很难看到语言的本质与全貌。所以,各学科不仅要吸收并采用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要做跨学科的深入研究来完善自己。我们以语义学和话语学这两门热门学科为例。
    语义学一般被认为是研究语言单位(词素、词、词组、句子、熟语等)意义的科学。现在,这门科学实际上已成为研究语言所有层次和单位意义方面的科学,它和语言学的许多分支学科都挂起钩来,形成了词汇语义学、构词语义学、词法语义学、句法语义学等。
    话语语言学同样如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任务在于对连贯性言语进行超句分析,以探索言语构成规律。但自该学科形成以后,它便成为各门学科竟相“联姻”的对象。以下简单介绍五种交叉学科:(1)话语语用学--其任务在于调查不同的话语中不同的言语行为有哪些组合与排列的可能性,寻找语用共存性;(2)话语语义学--其任务在于探索话语语义接应的基础,描写并解释各种相互接应的话语的语义关系;(3)话语语法学--研究话语的形式接应问题;(4)话语修辞学--研究话语的表达方法和技法,研究各种语言手段在篇章中的修辞功能和各种功能语体中语言使用的特点;(5)应用话语语言学--主要研究话语语言学与文学理论和语言教学的关系问题。
    1.3 边缘学科研究成为主流方向
    从语言学发展的轨迹来看,18世纪是哲学的世纪,19世纪是历史比较的世纪,20世纪是描写和转换生成的世纪,21世纪将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世纪。
    步入21世纪之后,学科渗透将超越学科本身,语言学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外部横向交叉将成为语言学的主流方向,边缘学科的研究会大大促进语言学本身的发展。
    首先,语言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会产生或完善下列一些边缘学科:哲学语言学(philosophical linguistics),它包括三个分支:哲学语法、哲学语义学和逻辑语言学;民族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也叫人种语言学,在美国习惯叫人类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anthropolinguistics);生态语言学(ecololinguistics);文化语言学(cultural 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它包括理论社会语言学(一般社会语言学、结构社会语言学、描写社会语言学、比较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史等),具体社会语言学(社会方言学、交际语言学、族际语言学、性别语言学、广告语言学等)以及应用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学或语言工程,语言政策学或语言政治学);地理语言学;语言人口统计学;军事语言学;民俗语言学;情报语言学;艺术语言学;经济语言学(商业语言学);政治语言学;教学语言学和未来语言学等。
    作为“反映当代社会发展的特殊晴雨表”的语言,不仅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且也早已成了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科学)的研究对象。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信息化社会的进程,使得语言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共同研究领域日益增多,边缘学科层出不穷。
    比如,数理语言学(mathematical linguistics),它一般包括组合语言学(亦叫非数值语言学)、定量语言学(亦叫数值语言学)、统计语言学、计量语言学、语言年代学、代数语言学、算法语言学和模糊语言学;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以及与此相关的边缘学科--机器翻译、语言信息处理和人工智能等;声学语言学(acoustic linguistics);生理语言学(physiological linguistics),包括神经语言学和神经心理语言学;病理语言学或临床语言学(clinical linguistics);心理语言学(psycholinguistics),包括理论心理语言学、应用心理语言学、哲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人类心理语言学、生物心理语言学、神经心理语言学、发展心理语言学、犯罪心理语言学和实验心理语言学;生物语言学(bio-logical linguistics);宇宙语言学(cosmical linguistics);化学语言学(chemical linguistics),等等。
   
    2. 由单一转向多元
    2.1 由单一层面的研究转向多层面的研究
    这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语言研究的超级化倾向。所谓“超极化倾向”就是指语言研究突破两极的扩量发展,一方面追求超大,一方面追求超小,从而打破了把语言看作是从音位到句子的层级系统的框架,开辟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在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中,历来是句本位思想占主导地位,研究对象一般不超出句子的范围。但客观事物、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句子与句子之间同样如此。语言学的发展充分证明,句子的价值体现于连贯言语的组成之中、体现于与其周围的上下文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必须要把句子看作是整体的一部分。通常不是句子而是由一组句子构成的复杂整体,才是连贯性、独白性言语的实际单位。只有这种复杂的整体,才能表达一个复杂完整的思想,并在上下文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一独立性是单个句子所没有的。(王福祥,1994:20)这样一来,当代语言学就要求开展对大于句子的结构--超句、句群、段落、篇章的研究,研究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它们的衔接手段。语言学这一发展的结果是直接促成了话语语言学、篇章语言学、语篇分析、言语交际学等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兴盛。
    在结构语言层级系统的理论框架思想影响下,语言层次一般公认有四层,即句子-词-词素-音位,它们都是可视可听的层面。那么音位这个下限层面是否可以突破呢?这是当代语言学家一直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19世纪下半叶,科学的发展揭示了物质结构的多层次性,人们相继发现了质子、中子、电子等这些“基本粒子”。到了本世纪50-60年代,人们又深入到基本粒子内部的更深层次,再次证明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事物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对语言学的研究形成了冲击,带来了方法论的启迪作用,于是语言学家不再满足于对可视、可听的单位的研究,还要探究更为深入的层次。先是受基本粒子思想的影响,于本世纪20-30年代由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科依(N.Trubetzkoy)突破音位概念,提出了“区别性特征”理论;紧接着,语义学家打破了义项下限的束缚,把词义分成了义素;继而,语言学家利奇(G.Leech)把意义也分成了7种类型,即理性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语法研究同样不甘落后,比如菲尔默(Ch.Fillmore)的格语法就把名词性语义成分的功能细分为施事、受事、受益、对象、工具、时间、地点、方式等。这样,将一种语言现象再细分为更小的组成部分,从中捕捉更为微妙的性质、变化、特征、差异,使语言研究向更深入的方面发展。
    语言学突破下限的超级化研究给当代语言学带来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变化,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参见徐盛桓,1992:13)
    (1)出现了“梯度”概念。所谓“梯度”是指一种语言现象不一定非此即彼,而可能是一个模糊的变量,“此”和“彼”可以互相过渡、渗透、转化。以下列两个图表为例:
                  ①名词可数性程度的梯度表
   
      可数                                          不可数
    ←--------------------------→
    book...stone...cattle...Himalayas...pleasure...equipment
    100% ...80% ... 60% ...   40%   ... 20%   ...    0%
   
              ②名词的各种功能作主宾语的梯度表
   
     主语:    施事〉对象〉受事〉受益〉工具〉时空〉方式
     宾语:    对象〉受事〉受益〉工具〉时空〉方式〉施事
 
    (2)出现了“连续性”概念。“梯度”概念的出现对语言的固有性质--离散性带来了新的认识。过去大家认为,离散性是语言的一个普遍的共性,它不允许与连续性有半点妥协。但从梯度分析来看,语言又有非离散性即连续性的一面,只有连续性才能构成一个呈现梯度的连续统。以反义词的“语义连续统”为例:(见伍谦光,1988)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always ......often......seldom......never
   
连续性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为运用系统和层次、连续和间断、可分和不可分、渐变和突变、精确和模糊等对立统一范畴来深入研究语言提供了理论依据。
    2.2 由单级分析转向多级分析
    当代语言学讲究多维化,其中一个突出例子就是突破传统语言学的单级语言学研究方法,采取多级分析法探究语言现象。
    后期乔姆斯基(N.Chomsky)理论在研究句法时采用的就是表层结构和底层结构相结合的多级分析法:表层负责信息的合理而经济的负载与传输,担负语法和语用功能;底层负责意义的逻辑生成。例如,N1 -Ving N2(如 peace-loving people, street-sitting people)就可以对应5种不同的底层结构;N1 -Ven N2(如 tailor-made coat, air-conditioned office, tongue-tied boy)就可能对应3种不同的深层结构。
    俄语同样如此,多级分析法日渐扩展。比如,当代语言学家什维多娃(Н.Ю.Шведова)就是用一种“非线性的、多级的、从最抽象的特征和特性到较为具体的特征和特性”的方法来分析俄语简单句。她首先把简单句一层一层地分解成各种不同抽象程度的形式和意义要素,然后从最抽象的句子形态组织出发,逐级进行分析和描写,最后深入到较为具体的语义结构和语调、词序的变化,构成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完整的简单句体系。什维多娃采用多级分析法的结果是把简单句区分为形态组织(即不取决于语境的静态结构,主要指体现述谓性的、可切分出主语和谓语的结构模式)、语义组织(即句子的意思组织,它是从语义方面对句子信息内容类型的概括,可以切分出主体和述体)和交际组织(即取决于语境的动态结构,句子依赖它实现交际,可切分出主位和述位),从而对句子这个语法核心单位进行了较为透彻的研究,并给予其它语言研究以启迪作用。
    2.3 从单语言研究到语言比较研究
    乌申斯基曾说过:“比较是认识和思维的基础。我们认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比较,而不是采用别的什么方法。”(К.Ушинский,1939)哈特曼结合语言说得更具体:“比较是人类研究事物、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如果说语言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的某种现象加以阐述的话,那么可以说语言学的所有分支都是某一种类型的比较,因为对某一语言现象的阐述总是要涉及和包含对这一现象中的各种表现的比较分析”。(Hartmann,1980:22)
    比较方法运用于语言学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而对语言学的第一次系统比较是发端于18世纪末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它是对一些属于同一亲缘关系的不同语言进行历时的比较,其目的在于探求这些语言的历史渊源,发现它们的变化规律,推断重构它们的共同原始语。“历史总是呈螺旋式上升的”,语言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发展之后,今天再次转向了比较研究。但这次转向不是简单的重复,其比较面之广、涉及程度之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所无法比拟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对比语言学方兴未艾。对比语言学也是一种比较,不过是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语言比较。因为它所进行的是不同语言之间共时的比较,而且,所对比的语言之间不一定具有亲缘关系,比较的目的则是描述语言的相似和差异。当前,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呈现出三个趋势:(1)对比领域从传统的语音、语法对比向篇章、语用、语义对比扩展;(2)理论对比语言学研究受到格外的重视;(3)应用对比研究兴盛,而且更注重与其它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相结合。
    二.语言的普遍性对比研究向纵深发展。语言的普遍性对比研究主要涉及语言类型学和语言特征学两门学科。前者的目的是通过比较找出世界上各种语言在形式结构上的典型不同之处,对世界上的语言进行类型分类。后者的目的是揭示语言中有限的区分性特征。与以往不同,当代语言学家在进行此项研究时非常重视客观性、科学性、精确性的统一。
    三.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迅猛发展。语言学的发展大大扩大了对比研究的领域,使得语言与文化的对比也席卷而来。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谈交际离不开文化,而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交际的工具。语言与文化的对比主要与三个新兴交叉学科密切相关:
    1.跨文化交际学。该学科源于美国,始于60年代,目前几乎是世界各国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一般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的产生与三大因素相关: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产生的世界性时空的紧缩所带来的全球化意识;形形色色的文化交融、各种各样文化群体间的交往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在当今文化交织而且多变的世界上想成为善于跨文化交往的现代人的个人意识。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多学科渗透的边缘学科,其中对其影响较大的有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哲学、民族交际学等等。但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其理论核心是普通交际学的交际论,即:跨文化的交际过程和同一主流文化同人际交往过程所涉及的变量基本一致;任何人际间的交际在本质上都是跨文化交际,差异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从总体上来说,跨文化交际学主要研究交际和文化的关系,具体地讲,其研究内容包括5个方面:(贾玉新,1992,见[4]:57)(1)学科的理论概念(诸如交际、文化、社会、跨文化交际、交际过程概念);(2)学科的哲学思想(主要涉及研究方向,动态多变的交际过程及其制约因素,文化、知觉、赋义及交际行为之间的关系);(3)影响跨文化交际过程、交际行为及编译码过程的诸因素;(4)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文化异同;(5)探究干扰交际的文化因素,实现有效交际。如果结合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内容尚可更具体一些,包括9个方面:(胡文仲,1994,见[4]:59)词汇的文化内涵;词汇缺项;有文化内涵的人名和地名;常用的文学典故;语篇结构;文体特点;语用规则;讲话顺序;非语言交际。
    2.国情语言学。国情语言学源于前苏联,兴起于70年代。它最早是作为对外语言教学的一个方面提出来的,并把它列为与语音、词汇、词法、修辞并列的第五个方面,强调通过俄语和在学习俄语的过程中介绍国情知识,从而达到向教学对象进行文化移入之目的。国情语言学目前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教学与学术领域呈现发展的态势。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是由该学科的两个重要性质所决定的。(1)文化语言性--国情语言学注重联系社会文化对语言进行研究。换言之,它以语言为中心,综合社会、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以称名单位(主要是词汇,包括成语性词组、成语、谚语、格言、典故等)为剖析、对比的对象,一方面研究社会生活的变化所引起的语言诸因素的变化,一方面联系语言对社会、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揭示蕴含在语言体系之中的、反映民族文化特色的国情知识。(2)语言文化性--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多种功能,其中有三种功能构成了国情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第一,交际功能(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即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第二,载蓄功能(кумулятивная или культуроносная , накопительная функция),即语言是民族文化和知识的载体和集体经验的贮藏器;第三,指导功能(дирек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即引导、影响和培养人的个性的功能。交际功能体现了语言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其首要任务是要把正确的国情知识正确无误地教授于人;载蓄功能体现了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存贮器,要尽可能通过语言把全部知识、民族文化和文明移入学习者;指导功能体现了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镜子,要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对学习者施加正面影响,使其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受到民族文化教育。总之,作为语言与文化的对比学科之一,国情语言学的研究将受到更多人的注目,尤其是它所倡导的语言教学必须同国情知识的传授紧密结合这一原则思想必将会影响到21世纪语言学的发展。
    3.文化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开创于中国,兴起于80年代中期。文化语言学是研究、比较汉语及其方言、汉语以及汉民族文化相互之间关系的科学。它的产生并非偶然,首先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使然。一般认为,文化有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心理文化。而语言同这三种文化均发生关系,在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三个层次文化的投影。另外,从外因上讲,文化语言学受到国内外其他学术界“文化”热的影响,试图沟通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重新确认语言本身的文化价值;再则,从内因上讲,汉语学界长期偏重于形式研究,而文化语言学就是试图摆脱旧理论模式的束缚,在文化、社会、历史、心理等方面获得深层的诠释。依据邢福义先生的观点,文化语言学的方法应是文化学方法和语言学方法的融合和提炼,其中有三种方法被认为是基本方法:一是实地参与考察法,即调查的方法;二是共层背景比较法;三是整合外因分析法。(邢福义,1990)因为文化语言学是一种民族人文科学,所以它要求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去考察、对比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在宏观上结合文化背景研究语言和方言生成、分化和融合的过程;在微观上从文化背景出发,寻找某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各种特点生成的原因。由于文化语言学覆盖面较广,加之众多学者在一些理论原则等方面尚存分歧,所以由此形成了三大流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邵敬敏,1991)文化语言学的兴起,无疑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它不仅有利于揭示语言与文化的奥秘,还会促进邻近学科的发展,所以,它的生命力在21世纪的语言学潮流中将会充分显示出来。
    2.4 由单一理论转向多元理论
    19世纪直到20世纪上半叶,语言学的发展以语法为主流。就语法理论而言,传统语法、历史比较语法和结构主义语法各领风骚几十年,分别在它们的时代处于主导和独尊的地位。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这种“归于一统”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出现了众多的语法理论,形成了流派林立、诸说纷呈的景象。新的态势表明,独家理论无法解决语言的机制问题,只有变单一理论为多元理论,才能真正接近语言的真谛,这就是20世纪后半期的语言革命,也是21世纪语言研究的希望所在。
    语言理论多元化现象,依据其渊源关系,大致可分为三条线索。择其主要理论简述如下:
    2.4.1 受结构主义影响发展而来的语法理论
    (1)层次语法(Stratificational Grammar)--形成于60年代,由美国的耶鲁派学者兰姆(S.M.Lamb)创立,以他的《层次语法纲要》(1966)为代表作。
    (2)法位学(Tagmemics)--也形成于60年代,由美国的密歇根派学者派克(K.L.Pike)创立,以他的《语言与人类行为体系通论》(1967)为代表作。
    (3)依存语法(Dependency Grammar)--这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创始人为法国学者特尼埃尔(L.X.Tesniere),理论系统地表述于其身后出版的《结构句法基础》(1959)一书之中。
    2.4.2 受转换生成语法影响发展而来的语法理论
    (1)生成语义学(Generative Semantics)--形成于60年代末,中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以乔姆斯基(N.Chomsky)的同事或学生雷科夫(G.Lakoff)、麦考莱(J.Macawly)、罗斯(J.Ross)等人为代表。
    (2)格语法(Case Grammar)--兴起于60年代末,由美国学者菲尔默(Ch.Fillmore)创立,其代表作为《“格”辩》(1968)。
    (3)关系语法(Relational Grammar)--形成于70年代初,由乔姆斯基的第一代第子波斯塔尔(P.Postal)和第二代第子帕尔玛特(D.Perlmutter)共同创立,他们主编的《关系语法研究论集》第1,2卷(1983-1984)为代表作。
    (4)蒙塔古语法(Montague Grammar)--形成于70年代,由美国数理逻辑学家蒙塔古(R.Montague)创立。这是一种试图从逻辑角度来对语言进行精密化、形式化研究的理论,代表作是《普通英语中量化的特定处理》(1970)。
    (5)对弧语法(Arc Pair Grammar)--这是波斯塔尔和约翰逊(D.Johnson)在关系语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体系更为严密的语法理论,他们合编的《对弧语法》(1980)一书为其代表作。
    (6)词汇-功能(函项)语法(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形成于80年代初,由美国的布列斯南(J.Bresnan)和卡普兰(R.Kaplan)创立,其理论研究中心先在麻省理工学院,后转换到斯坦福大学,代表作为《现实转换语法》(1978)、《语法关系的心理表达》(1982)。
    (7)广义短语结构语法(Generalized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形成于80年代初,代表人物为盖茨达(G.Gazdar)、普鲁姆(G.Pullum)、萨格(I.Sag)、克莱因(E.Klein)等,他们的活动中心为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英国索塞克斯大学。
    2.4.3 与形式主义相对立的功能主义语法理论
    无论结构主义,还是转换生成理论,实际上都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到了70年代中叶,在语言学界崛起了逆形式主义潮流而动的功能主义学术思潮。它超越了形式主义的视野,除了结构之外,还同时研究整个交际过程,它的侧重点不在于构造模型,而是把语法问题放在实际的语言交际情景中来考察,关注语言的交际功能和社会功能。
    (1)布拉格学派(Praque School)--它是当代功能主义的滥殇,在语音学、形态音位学、风格学等领域具有开拓性贡献。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泰休斯(V.Mathesius)、丹奈什(F.Danes)、费尔巴斯(J.Firbas)、马丁内(A.Martinet)、雅各布森(R.Jakobson)等。
    (2)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形成于70年代,由澳大利亚学者韩礼德(M.A.K.Halliday)创立,其代表作为《语法理论范畴》(1961)、《语言结构与语言功能》(1970)。
    (3)美国功能主义学派--亦称美国西部功能学派,与大本营在东部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派形成有趣的对照。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伯格(J.Greenberg)、鲍林杰(D.Bolinger)、吉汶(T.Givon)、唐姗迪(D.Thompson)等。
    (4)荷兰功能主义学派--形成于70年代末,由狄克(S.Dik)创立,以类型学研究为主,他的《功能语法》(1978)为代表作。
    (5)苏联功能主义学派--亦称语义功能主义学派。因为它坚持以语义范畴为出发点和分类基础,遵循从“内容→形式”的研究方向,代表人物为班达尔科(А.В.Бондарко),《功能语法理论》(第1卷,1987)为代表作。
   
    3. 从系统转向运用
    现代语言学自索绪尔倡导纯语言研究以来,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在此期间,对语言系统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有重大进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对语言使用的研究相对来说显得十分薄弱,言语的语言学没有能够建立起来。针对这种状况,许多语言学家极力主张开展对语言使用的研究,因为“语言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本身,也要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研究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否则,语言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60年代开始,语言学家们开始打破语言系统的垄断地位,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渐成气候。时至今日,这种研究火势正旺,引起了越来越多语言学家及相关学科学者的关注。语言研究的这一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从语言系统理论的探讨转向对其应用价值的分析
    在迈向21世纪之际,语言学的形象大为改观,它已不是先前那种“有钱人的游戏”(rich men's game),它不仅能让研究者获得一种智力上的满足,而且还能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比如,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开始直接与信息产业、知识经济挂起钩来;对语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可以用来破案的程度;对语言障碍的研究与医疗目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语言学理论已成为计算机科学发展的基础科学,等等。
    3.2 语言系统理论走出幽谷,投入应用的天地
    首先,在语言学内部,语言系统理论开始广泛用于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例如,原来只是描写语音和音位,现在要把这种认识用于语音合成;原来描写构词,现在要把构词法运用于机器翻译;原来只是描写句法规则,现在要探讨句法结构的不同功能;原来描写单个词的意义,现在要解释词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原来描写语言结构的抽象系统,现在注意运用这个系统时的各种规则”。(王德春,1997)
    再则,在语言学外部,当代语言学的系统理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其他领域。比如,(1)索绪尔的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理论广泛见于符号学、民间故事形态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戏剧研究、文学研究以及音乐、电影学等领域;(2)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被大量吸收进机器翻译、人工智能、自动机理论、心理学、模糊理论、儿童语言研究、神话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学理论和西方哲学等领域;(3)语言交叉学科的理论,如工程语言学涉及到了机器翻译、情报自动检索、人机对话、人工智能等;心理语言学及神经语言学理论被运用到失语症治疗、儿童言语发展等领域。
    3.3 对语言的应用研究导致一些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1)语用学(Pragmatics)--一般认为,语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于70年代。有趣的是,这门学科曾被形式语言学视为不屑一顾的语言“垃圾袋”,而由于对语言使用的研究使其一跃成为语言学界的新宠儿。尤其在我国,可以说90年代最风光的语言学科就是语用学。语用学主要有两个研究领域:言语发生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话语的语用意义(即言语实际运用的意义);后者的研究对象有二:一是有一定要求的言语行为(如肯定、请求、命令等);二是引起一定反应的言语行为(如高兴、怀疑、恐惧等)。
    (2)话语语言学(Textlinguistics)--这是一门与语用学几乎并行发展起来的学科,其对象是连贯性话语,研究话语的发生和理解及话语模式等问题。
    (3)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它以合乎语法、意思连贯的语篇为研究对象,主张突破孤立的句子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对言语进行研究和分析。最能体现语篇分析应用价值的,主要有两个方面:谈话分析和完整语篇分析。具体的研究课题包括指示、指称、外在接应和内在接应、话题和说明、替换等。
    (4)言语交际学(Speech communication)--这门学科建立于70年代初,是研究言语交际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其主旨有二:一是把处于交际中的言语形式看作是一种过程(过程观把一切人类行为看作是动态的、进行着的、不断变化的连续体);二是设计出言语交际的模式(即制订出一种分类的封闭系统,对过程中潜在的变项进行抽象并使之范畴化)。
   
    4. 从描写转向解释
    根据研究目的来看,语言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规定性的(prescriptive)、描写性的(descriptive)和解释性的(explanatory)。
    “从古希腊语法一直到18世纪的语言研究,属于所谓的传统语法,都是规定性的。它们大都以拉丁语法为模式,以古代名家的文句为标准,把一些规则强加给其他语言,强加给当时的口语形式”。(刘润清,1995)显然,这种规定性的语言研究缺乏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科学研究的原则相悖的。所以,规定主义作为“非科学”到了19世纪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
    19世纪迄今,语言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描写性的与解释性的之间来回摆动。所谓描写,是指对语言的历史现状作细致的描写,从纷纭繁杂的语言现象中寻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所谓解释,是对挖掘出来的语言规律进行合理的解释,探索这些语言规律的前因后果。简而言之,描写使人知其然,而解释使人知其所以然。
    客观地讲,起源于18世纪、而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到了巅峰状态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属于解释语言学范畴。其研究者们根据当时已有的语言材料,构拟了原始母语的状态,并且拟定了种种演变阶段和演变规律,从语言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解释语言之间在静态上呈现出来的系统对应现象。
    到了20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统天下逐渐被打破。瑞士的索绪尔、捷克的马泰休斯、丹麦的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美国的鲍阿斯(F.Boas)等都纷纷提出以语言的共时系统为对象进行研究。正是从此时开始直到四五十年代,以共时描写为特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渐渐成为欧美语言学界的主流。这个时期的语言学研究,不论是日内瓦学派提出的关于语言学研究的一整套基本概念,还是布拉格学派关于音位系统和音位特征的理论;不论是哥本哈根学派关于语符的研究,还是美国学派精细地对美洲印第安语的探索,基本上都没有超出对语言的描写。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比,它们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语言的历史演变转为语言系统本身的结构成分及其相互关系,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从对语言之间的系统对应现象进行解释转移到了对 各种语言的系统本身进行客观描写。虽然其间也有人在描写语言事实的同时,做了一些探源究委的解释工作,但同当时语言学研究的主流相比,对语言系统的精密描写一直被看作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而语言学界大规模地、明确地将主要研究目的从描写转移到解释则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事了。
    语言学研究再次走向解释方向是由形式主义学派开始的。这个学派的领袖是美国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乔姆斯基,由于他和他的追随者对语言的研究采取内省的方式,对研究结果的表达采取高度形式化的表达方式,因此人们把他们统称为形式主义学派。乔姆斯基在50年代中期就曾公开提出存在着描写语言学和解释语言学这两种不同的语 言学,语言理论的强弱决定于解释能力的强弱。他认为,作为一门科学,语言学不应该仅仅以描写和分类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而应该提出种种假说,对人类认知结构中特有的语言能力作出解释。换言之,他的目标是对人类利用有限的语言符号生成无限的话语的能力做出解释,以求发现人类一切语言的基本规则,即普遍语法。
    70年代开始,美国和欧洲许多不同意乔姆斯基的理论与实践的语言学家,渐渐形成一个颇有号召力的功能主义学派。从总体上来说,这个学派也属解释语言学的分支,因为它同形式主义一样,也把解释语言普遍现象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目的,从而有别于以语言事实的描写为主要目的的结构主义学派。然而,功能主义学派和形式主义学派在理论原则上的对立也是明显的。形式主义学派信奉句法自主论,认为语言普遍现象的最终解释要从由人类的遗传所决定的普遍语法中去寻找,即从语法系统内部去寻求解释。语言学家只要确定这部普遍语法的形式特征,就完成了解释语言普遍现象的任务。而功能主义学派既反对先前索绪尔把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截然分开的做法,又反对后来乔姆斯基把语言能力(competence)与语言运用(performance)相割裂的思想,认为语言研究应该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语言放到使用语言的环境中去,联系语言的使用者和语言的交际功能,才能看到语言的真实面貌。尤其主张从语言的实际运用或人类的其他认知能力等外在方面寻求对于语言现象的认识,确定对语言结构的成形(motivating)和制约起重要作用的各种因素,从而对语言现象做出解释。
    语言研究表明,20世纪下半叶的语言学是以解释语言学为主流的,而且可以断定,这种主流还一直会持续到21世纪相当长的时期,甚至整个21世纪。但对解释语言学的发展我们尚需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首先,“解释是在描写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描写也就无所谓解释”。试想,如果没有包括传统语法、结构主义学派等在内的各家各派对于语言系统的深入探索和细致描写,很难设想今天解释学派会取得可观的成绩。再则,解释与描写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之问题。虽说描写是解释的基础,但解释又将进一步推动更高层次的描写,然后做出新的解释。这一方面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形式、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发展轨迹中可以得出结论,另一方面,语言这种发展进程也符合客观事物“螺旋形循环上升”的发展规律。所以,那种“描写是低层次,解释是高层次的;描写只是研究的初级阶段,解释才是研究的高级阶段”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另外,语言学研究走向的变化(如从解释转向描写,又从描写转向解释)并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每当占统治地位的学派或理论发展到高峰之日,也是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移之时。因为,此时,挑战性很强的研究题目越做越少,而学派或理论内部的矛盾却暴露得越来越多,“另辟蹊径”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不过,从目前解释语言学发展的现状来看,已有的解释是少量的,而且还是探索性的、准备修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的“解释”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等待人们去解决。
   
    5. 从结构转向认知
    这里的“结构”指语言学中的泛结构主义,即它们都以研究语言的结构为中心任务,包括描写结构主义和解释结构主义(亦称形式主义)。我们之所以把“结构”作为当代语言学向“认知”转向的“参照源”,是因结构主义语言学一反传统语言研究,把心理学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从而与后起的认知语言学构成了渊源关系。
    众所周知,在本世纪初的心理学领域中,冯德(W.Wundt)的心灵主义(mentalism)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其中,最直接的反对者是华生(J.Watson)。华生以洛克和休谟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任何知识的取得都靠直接经验,只有通过客观的、可观察的实验而获得的材料才是可靠的。于是,他在20年代领导了一场心理学的革命,用行为主义(behaviourism)代替了心灵主义。行为主义的实质就是研究人的行为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主张“刺激反应论”(即一切社会行为无一不是在外界条件的刺激下而产生的,它们根本与“意识”、“心智”、“灵魂”无关)。(参见刘润清,1995)
    心理学的革命迅速波及到了语言学领域,描写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Bloomfield)很快便接受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用“刺激-反应论”来解释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他在《科学的语言学诸方面》中明确提出了严格的行为主义原则,即科学只能同当时当地每一观察者都能感受到的现象打交道。继而,他在《语言论》中又用实例论证了语言是一个刺激-反应过程,并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S→r......s→R(S-外部实际刺激;r-语言的代替性反应;s-语言的代替性刺激;R-外部的实际反应)。
    描写结构语言学后来走到了极端就产生了解释(interpretive)结构语言学,这就是以乔姆斯基的理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学说。乔姆斯基在研究语言中发现,有许多现象是描写结构主义语法和行为主义心理学所解释不了的。比如,儿童一般在五六岁时就可以掌握母语,这个事实用“刺激-反应”或“模仿-记忆”等观点都是无法解释通的,而唯一的可能就是,儿童天生就有一种学习语言的能力--“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语言学的任务正是要揭示儿童大脑的初始状态和内化了的语法规则。由此出发,乔姆斯基宣布语言学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乔姆斯基的观点曾被人指责为“天生主义”,实际上他的思想是对行为主义的一种叛逆,是对心灵主义的一种继承与补充。冯德认为,“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类的意识或心灵”;“心理学研究所有的经验--包括情感这类主观因素--这些经验直接呈现于意识并取决于观察者的心理状态。”为此,冯德提倡一种具有严格规定的内省心理学。他认为,“人只要有经验,就能够描述它们,而无须去观察正在发生的经验”。(H.Leahey,1980)乔姆斯基并没有直接把心灵主义拿来,但他却极力推崇人类的本能意识,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人们的“语言能力”,它如同人类天生具有走路的能力、鸟儿天生具有飞翔的能力一样,也是与生俱来的。在对待立论所据的语料来源问题,更可看到乔姆斯基理论的心灵主义痕迹。解释结构主义一贯注重“内省”(introspection)方法,主张自造例句,以自己的语感作为判断标准。他们声称,举凡语言学上有重大价值的发现,其所据语料全由内省而来,涉及到语法现象中精细微妙之处,非靠讲本族语人内省分析不可。无论是行为主义,还是内省主义,在今天看来,他们都有不足之处。行为主义的局限性在于:一,它把直觉排除在素材之外,从而大大限制了材料范围;反对内省主义并不能说人根本没有可内省的东西。二,它使产生语言和理解语言的过程过于简单化了,无法解释人所特有的复杂思维过程。而内省主义同样具有局限性。首先,它对语言本质解释的方法和材料难以验证,其科学价值常常难以令人信服。再则,它坚持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客观标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认知语言学开始形成,并以迅猛之势迎面而来,极大地震动了语言学界。所谓认知,是指人们感知、认识世界,获得知识,解决问题等一系列认识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它使用的方法是通过分析人的思维过程,列出人的信息加工模型,交计算机模拟,以检验信息加工模型正确与否。认知既不同于内省法(内省法经常受人的主观思想的支配,其实验往往缺乏客观性),也不同于行为主义(行为主义采取直接观察的方法,虽然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人的认知过程往往是无法观察到的),它要排除个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情绪等对实验的影响和干扰,把人的思维过程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辩证地结合起来,重新把对人的意识的研究放到重要的位置上。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同认知科学的交叉学科,它建立在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以及观察和概念化世界的方式基础之上,研究与知觉、知识相关的人类语言。由于认知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得认知语言学也成了一门热门科学,不少学者预料,21世纪将是认知语言学的时代。综观国内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可以把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概括为7个方面:(参见文旭,1999)
    (1)范畴化与典型理论--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维特根斯坦时期,亚里士多德关于范畴的“经典理论”一统天下。但到了20世纪末,这一理论却受到了认知科学的有力挑战,罗施(Rosch)提出了“典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证明“经典理论”起码有两点是不妥的:一,大多数自然范畴不可能制定出必要和充分标准;二,一个范畴的成员之间地位并不相同,而且总有典型成员的存在。这样,认知语言学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内部结构上,集中在范畴具有“核心”和“边缘”这个事实上。
    (2)概念隐喻--隐喻是“我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有力的认知工具”,“是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唯一方法”。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从一个概念域(通常是较为熟悉的、具体的概念域)或称认知域向另一个概念域或认知域(通常是不太熟悉的、抽象的概念域)的结构映射;隐喻的认知基础是“意象图式”(image schemas),它们是基本经验,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带隐喻的句子大概只占极少数),在概念域的映射中起着重要作用。
    (3)意象及其维度--意象(imagery)是人类知识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头脑构思情景的不同方式。认知语言学的一个中心内容是:语言表达式体现约定俗成的意象,即说话人选择某个表达式时,是以某种方式构思情景,为表达目的而构造其概念内容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同义句,它们在体现共同的概括类型意义的同时,还以彼此间的差异表明自己的生存价值。而制约差异的因素可用意象的描写维度来说明,主要有:a.基体(base)与侧面(profile):前者指相关范围(相同之处),后者指突显部分(相异之处);b.具体程度;c.比例(scale)和辖域(scope);d.视角、观望点或方向。
    (4)框架理论和脚本理论--计算机科学认为,知识是以框架(frame),即数据结构(data-structure)的形式贮存在记忆中的,这个框架是“连接一个语言形式所涉及的多个认知域的知识网络”。例如,要描写“母亲”框架,就涉及到婚姻域、遗传域、生殖域、哺育域等。与框架理论(frame theory)类比发展出来的是“脚本理论”(script theory)。“脚本”是指“专门为经常出现的事件序列设计的知识结构”,具有动态性、依赖性,并以“预料”为基础。比如,话语中的某些信息被省略了,但我们在理解时却无意识地从脚本中提取信息进行填补。
    (5)拟象性--拟象性(iconicity)的研究是对索绪尔提出的任意性原则的反叛,它指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之间的自然联系,是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比如,在研究句法结构时,拟象性主要表现在图像序列、图像近邻以及图像数量三个方面。图象序列指语言成分序列与各个事件范畴序列之间的相似关系;图像近邻指范畴之间的心理邻近,即在语言结构中,与中心词关系越紧密的词就越紧靠中心词;图像数量指语言表达式的长度与用来描写所指对象的概念结构的复杂性之间的关系,概念结构越复杂,语言表达式就越长。
    (6)语法化--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概念的最初之意与中国传统语言学所言“实词虚化”相差无几,但认知语言学重提此概念的目的在于沟通形态、句法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并用语法来分析句法和话语的特征,把语法化视为话语向形态句法的透视。
    (7)认知语用学--以关联理论为中心的语用学便称为认知语用学。关联原则是一个认知原则,又称中枢认知系统理论。它认为,交际过程就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之所以配合默契,是因为有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型,即“关联性”。关联性由两个因素决定:语境效应和加工力(processing effort)。在相同情况下,关联性与语境效应成正比,与加工力成反比。人类的信息加工总是朝着最大的关联性努力的,即是以最小的加工力获得最大的认知效应。
   
    6. 静态转向动态
    “唯物辩证法承认事物的相对静止,但认为静中有动,并必然转化为显著变动”。(《辞海》,1979:1958)
    语言学的发展同样如此。自索绪尔创立现代语言学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基本上属于静态语言学范畴。它坚持“纯一性”、“封闭性”、“自主性”、“框架性”等语言研究方法,注重语言的静态描写,始终使语言处于理想化之高阁。但任何一种静态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在现实中,包括人类行为在内的一切都是动态的、进行着的、不断变化的连续体。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具有动态性特征的语言学研究悄然兴起,目前日渐成熟,并且必将成为下个世纪语言学研究的主流方向。
    语言学由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有三个主要标志。
    6.1 动态研究直接促进了语用学、话语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新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以社会语言学为例。社会语言学是联系社会对语言进行动态研究的学科,它强调实地调查,强调量化分析,注重考察语言的社会功能以及语言结构在社会环境中的变化规律。近些年来,社会语言学主要在三个领域成绩卓著:(1)宏观的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带有整体性的全局性的社会语言问题,探讨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对语言的选择(包括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维护等问题),该领域以美国学者费什曼(J. A.Fishman)为代表。(2)社会文化语言学--研究特定社会文化集团的语言交际习惯和规范,重点放在如何分析人类的交际行为,认识语言在不同社会中的功能。以美国学者海姆斯(D.Hymes)为代表的“人类学派”的言谈民俗学、沃尔夫(B.Whorf)的语言相对性假说、苏联学者提出的语言国情学等都属此领域的研究对象。(3)社会语言学主体(Sociolinguistics proper)--主要涉及语言社群、社群团结性和忠诚感、语言的社会分层和社会身份符号性、言语调节等问题,英国学者伯恩斯坦(B.Bernstein)的“有限语码论”、美国学者拉波夫(W.Labov)的“语码切换”和“言语调节”理论为该领域的主流思想。(参见周流溪,1998)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社会语言学将关注五个方面的问题:(1)语言结构变异的研究,如各种社会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2)社会环境和言语行为关系的研究,如语码转换规律、各种专业语言的特点等;(3)语言状况的研究。如语言总和及其功能分布;语言及其变体的功能分类等;(4)双语(多语)和双言(多言)现象的研究;(5)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研究等。(参见戚雨村,1997)
    6.2 动态研究扩大了句法研究的领域
    长期以来,语言学界一直从传统观点(即结构观点、静态观点)出发来研究句法现象。而最近二三十年,句法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许多学者开始强调把语言当作交际工具来研究,他们强调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认为应该从交际的角度来研究句法,从而突破了传统句法在研究对象(句子的静态结构、单个的句子等)、研究方法(从形式到内容)等方面的局限。以俄语为例,可以从三个方面对此加以说明:(1)交际决定句子的结构和意义。前苏联语法学家拉斯波波夫(И.П. Распопов)、科夫图诺娃(И.И. Ковтунова)认为,同一形态组织的句子由于交际任务的不同,由于上下文或语境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构,不同的意义。这就说明,一方面句子的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句法研究应该揭示句子交际组织的类型以及它们的词序和句重音变化的规律;另一方面,句法研究不能与句子的实际意义相脱离,而以交际观点来研究句子的实际意义,也就是揭示句子在相应的连贯言语(即上下文或语境)中的直接的、具体的意义,即实际切分。苏联学者用动态的交际观点研究句法的新成果已经编入了科学院80年版的《俄语语法》之中。(2)交际打破了句法的界限。传统句法的核心内容是“造句”,其基本单位(也是上限单位)是句子。而从交际观点来研究句法,就必然触及新的句法单位--超句统一体(又称复杂句法整体)。语法学家菲古罗夫斯基(И.Р.Фигуровский)认为,超句统一体是大于句子的结构--语义统一体,它由两个以上的句子构成,是具有结构上完整性和意义独立性的一段话语。在结构上超句统一体以联系手段把独立的句子联结成一个整体;在意义上它具有自己特殊的小主题,统一体中每个句子都是为揭示小主题而联结在一起的。目前,对超句统一体的研究已成为话语语言学、语篇分析等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3)交际体现功能。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从交际角度研究句法就是要揭示多种语言单位在交际过程中所表示的句法功能。苏联语法学家佐洛托娃(Г.А.Золотова)曾提出了句法单位的三种基本句法功能:第一句法功能是独立话语的功能(体现此功能的位置有:文章标题、情景说明、舞台指示、人物和情节交待等);第二句法功能是话语构成部分的功能,即直接用作句子的结构要素;第三句法功能是话语构成部分中的从属部分的功能(可能体现在依附于动词、名词、形容词或副词的位置上)。(王铭玉,1998)
    6.3 动态研究重视过渡层面现象
    动态与静态的显著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要求人们在考察任何事物时,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尤其不能忽视过渡层面现象,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种变量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
    仍以句法研究为例。随着句法结构研究的深入,语法学家纷纷对句法结构间的过渡结构的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这一趋势逐渐发展成为当前句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倾向。(吴贻翼,1988)
    所谓过渡结构是指介乎单部句与双部句、简单句与复合句、并列复合句与主从复合句、两种不同类型的主从复合句、句子与超句统一体等之间的结构,它们通常兼有在语法上对立的两个范畴的特征,而且往往以其中一个特征为主。过渡结构的产生并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大众信息传播媒介(广播、电影、电视)对语言的要求,人民大众的语言、日常口语的地位和作用的日益提高,口语与书面语的相互渗透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通过溶合、分解等手段必然使语言产生新的过渡结构,它们构成语言体系的联结环节,我们只有对这些现象做出理论上的阐述,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语言面貌。
   
    7. 由分析转向综合
    “分析和综合是思维的基本过程和方法。......分析是在思想中(头脑)把事物分解为各个属性、部分、方面;综合是在思想中把事物的各种属性、部分、方面结合起来。两者彼此相反而又互相联系。”(《辞海》,1979:278)
    传统语言学重视分析的方法,即把语言作为一个自然物来描写、分析。而当代语言学注重综合的方法,从语言总体出发,去深入语言的本质、把握语言发展的规律。语言学的这一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7.1 主体与客体的综合
    所谓主体,指运用语言的主体,即语言运用者;客体是同主体相对举而提的,也是指主体所运用的语言。(徐盛桓,1992)以前对语言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语言的自身,亦即以语言的本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比如,传统语法研究的是用词造句的规律,即以语言“固有”的规则为依归;美国描写语言学的一整套描写语言的手段也都是为了描写语言的结构而服务的,等等。
    众所周知,语言的创造和运用不存在于人之前、人之外,而存在于人的活动、人的社会之中。不进行语言交际,就没有语言,也就不存在语言的规律。语言的运用离不开人,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因而语言的运用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相结合的产物。对语言的研究深入下去,就要揭示合目的、合规律二者相结合的机制,这就是主客体的结合。目前,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交际言语学、公关语言学、话语语言学、语用学以及语义学的许多语言模式,所研究的都是语言运用主体同语言客体所结成的关系以及主体的参与对客体的影响,其中如语用学研究的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指示语等,都是极明显的例子。
    注意主客体结合,重视主体对客体的参与和影响,这一趋势给语言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1)对主体性的研究。主体性作为人的规定性,主要内容体现为人在运用语言时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人在运用语言时对自我地位的意识,对客体进行驾驭的意识。主体性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主体的表现方式。我们认为,在语言研究中,它可以是“句法主体”,一般与传统语法中的主语成分相吻合;还可以是“语义主体”,一方面,当它同客观世界相联系时是特征的载体,另一方面,同主观世界相联系时是判断关系的被确定者;还可以是“语用主体”,即实义切分中的切分主体、传递信息的信源主体以及表现说话人的内在主体。(王铭玉,1995)(2)对普遍语法的研究。由于语言运用的主体的大脑存在着语言机制这一假设的提出,普遍语法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当代语言学者们的高度重视。(3)对功能语言学的研究。功能语言学研究语言交际的机制和交际语言的模式,实际上就是人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中对语言的影响的结果。由于研究语言的运用要揭示主客体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结合机制的产生和完善,这就使语言学家提出:被运用的语言是一个三层次的符号系统,不但包含语言的符号和规则层,还包括一个参照系层。对参照层的认识、开掘就必然形成了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大课题。
    7.2 定性和定量的综合
    定性和定量是针对语言研究方法而言的。
    以往的语言研究多采用定性的方法,因为结构主义的描写方法脱胎于人类语言学,人类语言学使用的基本上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按照桂诗春和宁春岩两位学者的理解,定性法的观察对象是词语,其基本出发点有4个:(1)不能孤立地研究语言;(2)使用语言的环境十分重要;(3)各种语言有很大差异性,只能对它们作具体的描述和分析;(4)语言理论有可能从实际的现场调查和对语言功能的分析中产生。(桂诗春、宁春岩,1997)定性方法最主要的特征是自然观察,它强调全面的观点,对语言系统和语言结构的不同部分、不同因素、不同层面进行描写、比较和分析,从而找出共同性和规律性。
    客观地讲,定性的方法对语言研究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尤其是对母语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赖我们对母语的直觉观察来进行思考,提出理论模型。但问题在于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很难登上大雅之堂,因为研究者使用的是简单的思辩性的方法,随机性太大,而在对非母语进行描述性和实验性研究时,数据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定性的方法必须通过定量的方法加以补充和完善。
    “和定性的方法不同,定量方法观察的是数字,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定量方法也就是数学化和计算机化,这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同上)定量方法非常注意两个或更多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因果关系、相似性关系、差异性关系等),而要在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中去控制和把握各种变量,只有采取实验的途径,并且要把实验数据用统计的方法来分析和推断。因此,准确地说,定量方法意味着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侧重或结合。实验方法的主要原理是抽样的原理、控制的原理、有效性的原理和无差别假设的原理。目前,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较多地采用这种方法。统计方法是定量分析的基础方法,研究者要么运用描写统计方法,即通过有关的量度来描写和归纳数据,如计算语言学就经常使用概率统计的方法来进行自然语言的处理;要么运用推断统计方法,即根据对部分数据的观察来概括它所代表的总体的特征,如文体学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建立语料库,实现对文体特征的分析与概括。
    总之,依靠词语的定性分析和依赖数据的定量分析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综合运用可以为我们探究同一语言现象提供互相引证的可能,从而提高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使语言学真正实现科学化。
    7.3 演绎和归纳的综合
    逻辑学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是从感性到理性,由理性再回到实践的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不断地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即从对个别事物的认识上升到对事物的一般性的、规律性的认识,然后又以这种规律性的知识为指导去研究各种具体的新事物,用以丰富已有的知识。
    人类这一认识过程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复杂的过程,它要借助各种各样的思维、认识方法来完成。其中,归纳法和演绎法起着重要的作用。所谓归纳,就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推理方法,即从特殊的、具体的事例推导出一般的原理、原则的方法;所谓演绎,就是一种由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方法,即从具有一般性知识的前提中推导出关于个别性事物的结论的方法。
    语言研究属于人类认识范畴,这决定了归纳与演绎与语言研究的关系密不可分。考察语言学史可以发现,在语言学发展的过程中,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在不同时期、份量不等地对语言学思想的形成、流派的建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威诺格拉德(Winograd)曾用生动的比喻勾勒出了语言学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1)规定语法--作为法律的语言学;(2)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生物学的语言学;(3)结构语言学--作为化学的语言学;(4) 生成语言学--作为数学的语言学。(Winograd,1983)其中,规定语法的形成主要应用演绎的方法,因为此类语法大都以拉丁语法为模式,以古代名家的文句为标准,把语法的一般性规则作为“法律文本”强加给其他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倾向于归纳法,重视实证的手段,通过对各种具体语言的研究、横向对比来探索语言的发生、谱系关系、内部构造的异同以及发展规律。结构语言学虽然不同于历史比较语言学,但由于二者追求“变化规律”这一相似的目的,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前者仍袭用归纳的方法,尤其是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强调运用归纳法去研究语言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变化之规律,从而把归纳法推向了高峰。作为美国结构主义语法的反动,50年代产生了生成语言学。该学派主张采用演绎的方法,认为语言学的目标是认识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为此,首先应建立一个具有公理系统特征的、符合数理逻辑的、形式化理论模型,然后再把它放在事实中检验,从而对科学事实的成因提供理论解释。
    显然,无论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它们对语言学的发展都曾起过非常有益的作用。但从人类的认识过程来说,二者是不可分的:归纳是演绎的前提,演绎是归纳的目的。我们在进行语言研究时,必须使得两种方法互为补充、达到有机的统一,当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恰恰深刻印证了这一思想观点。比如,社会语言学既重视实证性归纳,又重视指导性演绎;心理语言学既关注实验数据,又关心人脑和认知;计算语言学更为典型,围绕着自然语言处理这一目标,一方面它要求语言研究者创建语料库,对自然语言进行概率性及其他数学分析,得出规律;另一方面,它要求语言研究者用演绎的手段整理出有预测能力的规则,使之形式化,然后处理自然语言,等等。
    7.4 形式和意义的综合
    形式和意义的关系是语言学中重要的理论问题,它直接影响到如何分析语言系统的结构、如何确立语言研究的程序、如何指导语言现象的分析等一系列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一般认为,传统语法是注重意义的,主观解释多于客观描写,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容易把语言研究与逻辑混在一起(传统语法对从属句的分类是一典型体现),容易导致循环论证,无法真正做到客观地分析各种语言形式。与此相反,结构主义(尤其是描写结构语言学)特别注重形式,它以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为基础、以分布和替代为原则,采用对语言素材进行切分和分类的“分类主义”方法。结构主义虽然在语言结构的形式描写方面成效很大,但由于它过分强调客观性、经验性和可验证性,忽视意义的地位,所以对于语言结构内在的联系往往缺乏解释力,难以认识语言本质所在。
    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事实表明,形式和意义不可偏废,二者的结合体现着语言学的发展方向。这里,我们可以把转换生成语法的发展以及功能语法的形成作为发展趋势的标志做一阐述。
    可以说,描写结构语言学走到了极端就产生了解释结构语言学,即以乔姆斯基的理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法学说(TG)。在其理论的第一个阶段(经典理论),由于受描写结构主义的影响,总的特点是把语义排除在外,他认为,“语法最好独立于语义学而成为自成系统的研究,成为一个公式系统”。(见《句法结构》,中译本,P.108)到了第二阶段(标准理论-ST),感到“形式乏力”的乔氏开始注意到语义问题,他把语义作为一个独立的层面看待,用以对句法基础部分生成的深层结构进行解释。第三阶段被称为“扩展的标准理论”(EST)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结构也对语义解释起一定的作用(不过,语义主要还是由深层结构决定)。第四阶段的学说被称作“修正的扩展的标准理论”(REST)。这一阶段最大的变化是把语义解释放到了表层结构上,由此得出逻辑形式表现。乔姆斯基的理论目前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又有了“管约理论”(GB)和“最简方案”(MP)。从转换生成语法的整个发展来看,乔氏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努力把语法同语音和语义结合起来,并着重解决语法中的语义特征的分析和描写。可以说乔氏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语言结构认识上的发展。
    与转换生成语法不一样,功能语法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形式和意义的和谐统一。从布拉格学派开始,马泰休斯在研究句子形式的同时,就提出了句子的实义切分理论。这是一种基于信息流向的意义分析法,即按实际语境将句子切分为表述的出发点(主位--已知信息)和表述的核心(述位--新知信息)。法国学者马丁内(A.Martinet)认为,语言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言语活动,其中的语言事实要依据语义功能来确定和分析。前苏联学者班达尔科(А.Бондарко)遵从前辈谢尔巴(Л.Щерба)的“积极语法”的思想,重视功能语义范畴(功能语义场)的研究,主张创建一种“从意义到形式”的功能语法,让其为人们积极表达思想服务,使形式和意义实现“动态”的结合。系统功能学说更是注重形式和意义的综合研究,它既强调语言的形式规则、衔接手段,又强调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规则。该学说的创始人韩礼德(M.A.K.Halliday)提出,语言有三种元功能(纯理功能):概念功能(“观察者”的功能)、人际功能(“闯入者”的功能)和语篇功能(“相关”的功能)。这些功能实际上是语境层和语义层、语义层和形式层的接面,它们可以解释语言既是思维(反映)的工具又是交际(行为)的工具,又可以解释语言为什么具有不同于其他符号系统的特点。正是由于形式和意义较完美的结合符合语言学发展的趋势,目前,系统功能学说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极大关注。
   
    8. 由模糊转向精确
    认识论指出,思想在实践中的实现,总是由浅而深、由低而高、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逐层深入的。原来不全面、不确切、不十分完备的思想和认识,在不断修正中得到完善和发展,由原来的模糊变得相对明确。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同样如此,它“已不满足于对语言做出归纳后进行一般性的概括和思维辨证的定性说明,而是要求研究进一步精确化”。(徐盛桓,1992)
    当然,这里有一个正确认识模糊语言学的问题。“模糊语言学”这一术语目前在国内外语言学文献中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它的理论基础是美国加州大学控制论专家查德(L.A.Zadeh)的“模糊集”(Fuzzy Sets)理论。模糊语言学虽然研究的是语言和言语中的模糊现象,但从本质上讲,模糊性与精确性是相互依存的,二者可以互为表现对方内容的手段,模糊的表达方式往往追求的正是精确的表达效果。所以说,“精确兮,模糊所伏;模糊兮,精确所依”,模糊语言学其实是“精确语言学”,模糊学的引入将会对语言学研究的精确化产生有益的影响。
    按照徐盛桓先生的理解,语言研究由模糊转向精确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同上)
    8.1 认识对象区分的精确化
    传统语言学只研究语言本身,而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扩大了,但却精确定位于“语言体系+言语活动+言语机制”。同时,传统语言学依据自身三大要素--语音、语法、词汇--笼统地把语言学分为语音学、语法学和词汇学。但现代语言学随着语言认识的深入,语言研究对象的区分更为精细和准确:从语音学中分出了语音学、音位学、重音学、表音法、正音法、正字法等;从语法学中分出了形态学、句法学、构词法、标点法等;从词汇学中分出了词汇学、成语学、词典学、专名学、方言学、词源学等。另外,从语言的符号性质出发,分出了语构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从语言表达效果出发分出了修辞学、风格学、文体学等;从语言的交际目的出发分出了话语语言学、语篇分析学、文章学等。至于语言学和其它学科交叉所致而产生的边缘学科更是“条分缕析”,非常精细(上文1.3已有介绍,此不赘述)。
    8.2 认识程序的精确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一切科学都离不开精确数学的方法。可以说,用精确定义的概念和严格证明的定理描述现实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用精确控制的实验方法和精确的测量计算探索客观世界的规律,建立严密的理论体系,就是近、现代科学的特点。实际上,从19世纪开始,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都已先后在不同程度上走向了定量化、公式化,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精密科学”的学科群。由此来看,语言认识程序精确化是科学发展使然。
    语言认识程序的精确化主要表现为研究过程中分析、推理、论证过程的可操作化、程序化、数学化。以乔姆斯基所推崇的解释性语言研究方法为例。他认为,解释性方法的一个特征是要建立一个形式化理论模型,而这个理论模型应该具有鲜明的公理系统的特征,至少要包含一些数据型和运算型的“初始元素”(primitives);解释性方法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建立输出-输入、表征-推演的模块式系统,制定规则以及使用规则的条件。乔姆斯基的修正扩展标准理论之前有关语法生成的严格程序已为大家熟知,而在之后的“管约理论”(GB)和“最简方案”(MP)中精确化程度依然很高。其GB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强调语法的模块性,语法分为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规则系统主要是 a 的移位规则;原则系统共有6个,即界限理论、支配理论、题元理论、格理论、约束理论以及控制理论。“最简方案”更认为,语言只由词库和运算(computation)构成,运算结果生成形式表现;语障理论、题元理论、格理论、约束理论、控制理论、核查理论构成方案的原则部分。由此可见,语言精确化倾向在乔姆斯基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8.3 认识成果表述的精确化
    由上述可知,语言学研究的过程完全可以用规则系统、原则系统加以表述。同样,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需要达到精确化的表述,以避免语言表达的游移性、多义性。在这方面,蒙塔古语法、系统功能语法都是典型的代表。
    蒙塔古语法形成于70年代,这是一种以内涵逻辑为基础,对自然语言进行描写的形式语法。该语法的创始人蒙塔古(R.Montaque)认为,一种理论如果要对意义丰富的自然语言进行形式化的描写,首先必须具备数学的高度精确性,他把自然语言研究视为数学的一个分支,主张采用数学中的递归定义来描写、解释自然语言和人造语言。蒙塔古语法由三大部分组成:句法、翻译和语义。句法部分包括一套语类和一套句法规则;翻译部分包括一套翻译规则,将短语翻译成内涵逻辑表达式;语义部分主要解决语义所指问题,它有一套语义规则,运用这套语义规则可以将内涵逻辑表达式在特定模型中的语义所指求出。
    系统功能语法目前发展势头较好,这和它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无关系。就精确化而言,它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推崇:(1)“近似的”(approximative)或“盖然的”(probabilistic)思想。比如,在对一个语义项目分类时,主张由一般趋向特殊,越分越细,对每一个选择点的可选项给以近似值,对相应的词汇语法项也给以近似值;(2)“阶”(scale)思想。语言范畴关系涉及3个有明显区别的可以抽象的阶,即级(rank)、说明(exponence)和精密度(delicacy)。级阶相当于等级体系的概念,指一个项目系统的层次和秩序关系;说明阶相当于分类学的概念,它将理论框架中高度抽象的范畴与语言资料联系起来;精密度阶相当于连续体的概念,表示范畴的区别或详尽程度,精密度的任何延伸都要求对大规模的语篇研究作频率统计,并对复杂的次分类制订多种标准;(3)“模式”(model)思想。语言分析有4种“度量”模式:a.项目和配列模式;b.项目和过程模式;c.词和词形变化表模式;d.项目与聚合体模式。尤其是第一种模式,主要服务于精确化,用以详细说明语素的总数、每一个语素得以体现的形式以及语素可以从中出现的语列。(4)“体现”(realization)思想。体现的概念用来说明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和每一层次内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精确化目的,语法制定了6种严格的体现方法:a.插入;b.连结;c.特指;d.派给;e.重合;f.间断。
   
    以上,我们就语言学的八大发展趋势做了粗浅的阐述,问题涉及到了语言学的本质、对象、方法、目的、任务诸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语言学的八大转向是针对发展主流而言的,而在个别、局部问题上,可能会出现兼向发展,甚至逆流发展的情况,这是完全允许的,也是正常的。因为语言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的符号系统。囿于作者水平以及所站高度有限,文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学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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