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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评张颖、王小姣译《诗性语言的革命》

作者:赵毅衡  来源:《南方周末》网页文化版块  浏览量:4439    2016-08-03 21:37:22

 

跨回门槛的诱惑

 

赵毅衡

 

        提起克里斯蒂娃,我们就想起那一系列神秘莫测似有魔力的术语:子宫间、贱斥、忧郁症、自己的陌生人,当然还有文科人人会说的“文本间性”。不少人认为这些术语就是克里斯蒂娃本人,以至于2012年她在复旦大学访问时,面对联袂而来的“文本间性”问题,有礼貌地说:“我当然挺满足的,但是略感惊讶。”

       这也不能完全怪广大文科学生,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听课听的是“关键词”,书本说的是“关键词”,考试考的也是“关键词”。关键词是浓缩维生素,服用维生素能高效存活,却完全失去了美食的“诗性”。克里斯蒂娃就是这种维生素制造业的牺牲者之一,她就像她在本书中描写的“献祭品”:“献祭表明所有的秩序都是建立在再现的基础之上的。暴力便是象征的泛滥,杀死实质,从而使得它能够指称。”的确,“关键词”的指称暴力式地精确,但赢得这种精确性,代价是杀死实质,让人不再读原作。

        于是乎二手讲解泛滥,捷径阅读成风,手捧克里斯蒂娃的讲解说明的读者,远远超出读克里斯蒂娃原作的人。克里斯蒂娃的原作翻译成中文的没有几本,她1973年的成名作《诗性语言的革命》,是她的理论体系的起点,却一直没有中译。鄙人曾经冒昧问过两位法国文学理论翻译的元老级人物,得到的回复是“译出来也太难读”。一个原因是法文原书太厚,英文本10年后才出版,原文的600页被删掉三分之二,原因在英译序中说得很清楚:绝大部分篇幅是马拉美与洛特雷阿蒙诗作用词的仔细分析。应当说英译本做得有道理,本中译本也袭用了这种编辑方式,遵从原作权威的法国文学翻译界,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克里斯蒂娃本人,却为这本中译文写了序言,看来她是认同这个做法的。

        无论如何,用了这样的方式,《诗性语言的革命》终于在接近半个世纪后,介绍给中国读者了。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一系列克里斯蒂娃式“关键词”的由来与原语境了。

        这本书是克里斯蒂娃的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论文。克里斯蒂娃原是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的研究生,于1965年冬天到达法国。很快她就卷入了法国的激进浪潮,同时在现代文化批评的大师中找到了她的思想立足点。1973年她提出的这本“国家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中有他的精神导师巴尔特。法国的“国家博士”(Doctorat d’Etat)之难得是有名的,国家博士答辩似乎是每个学科的大事,不仅是审查一个青年学生论文写得如何,而是受洗式地接纳知识分子圈的新来者,所以对外国人则特别严格。据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国留学生拿到法国国家博士的只有7人,其中包括严济慈、童第周、钱三强等绝顶天才。刘半农1925年作实验语音学的国家博士答辩,傲慢的法国汉学权威以僻典炫学,气氛紧张,答辩7个小时,最后刘半农筋疲力尽,由朋友扶出。1930年代初从牛津转往法国留学的钱锺书对此很反感,弃博回国。然而克里斯蒂娃的考博成了一时盛典,连《世界报》都派记者参加。这本博士论文的确展现了她的理论才华,让人称羡:她对柏拉图、黑格尔、弗洛伊德、拉康、马克思等许多理论权威博采众长的综合能力,在大师们的声音中发出她自己独特的声音。无怪乎巴尔特高度夸奖这位外国学生。这正是在1970年代初学术大转向的节骨眼上,大师们自己正在痛苦地突破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巴尔特承认他的这位外国学生,是他转向的动因之一:“你让我从产品转向了生产。”

       克里斯蒂娃一生学术的“关键词”虽然多,却是脉络分明从这本书起源。本书论点的中心,是对“符号态”的憧憬。它浸泡着每个婴儿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此后潜伏在每个人的意识底蕴中;整个人类有前语言时期,因此这个“符号态”也始终潜藏在每个文化中。在诗性的非理性语言中,“符号态”的潜流会像岩浆露头一样炽热地冒出来。对这个神秘而宝贵的,我们可以眷恋回顾却已经永远失去的状态,克里斯蒂娃给了一个令人迷惑的希腊词“子宫间”(Chora)。

       一旦进入了语言与其他表意体系,进入克里斯蒂娃所谓的“象征态”,人就成为“说话的主体”(sujet parlant),交流必须遵从规定,才能让大家都懂。这种对符号表意的控制,是文明秩序的真正基础。“象征态”使人类文明得以产生,得以延续,也使人能够进入社会,条件就是人必须服从文化的规则。无论对每个人、每个文化,还是对整个人类而言,跨过这个门槛,是必需的,人从此成为社会人。人类一旦离开了子宫间,就跨过了门槛,但是成为社会人后,主体就无法自行存在,不得不借靠近各种社会主体取得“认同”,我们的主体“永远站在脆弱的门槛上”。但是主体就变成为永远分裂的,不完整的。主体性搁浅在这个门槛上,无法完全跨过(因为它不得不怀念子宫间的自由和温暖),也无法跨回去(因为他不得不成为社会交流的一员)。

       任何人,任何文化,一旦跨出前语言的“符号态”空间,就永远回不去了,只有诗性语言才能提供革命性机遇。克里斯蒂娃赞美实验文学艺术的先驱者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他们的作品中有大量“随机的,对语言构成和句法的拒绝和否定”,使它们能“用非政治的姿态击溃了社会秩序以来的逻辑体系”。诗性语言挑战文化符码控制,因此多少回到子宫间的“符号态”,那里的前音节前词汇,“只能被比拟为音律或律动”。

       这是不是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人格分裂原则呢?是新的,也是新颖的,新奇的,是一个完全创新的解释。弗洛伊德曾经对精神分析运动缺少女学者感到遗憾,他感觉到仅从男性角度讨论“弑父恋母”不免有偏见。然而弗洛伊德的呼吁也召唤着危险:一旦有原创力的女学者来审视这些问题,就会推翻原有的解释:在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中,人性复原的方向是“诗性—母性”。她把艺术的革命性,归诸母性,归诸“被贱斥”的女性特征,不像在弗洛伊德那里,只是俄狄浦斯情节的背景板,只是精神分析体系的暗淡参照。

       在我们的理性文化中,母性才是受忧郁症诅咒的俄狄浦斯的真正归属,母亲的身体才是符号的非分化状态。词语并不是所向披靡的武器,艺术也并不是绝对安全的避风港,而只是永远失去的子宫间性的遥远的回响。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蒂娃赞美那些敢于自我终结的女艺术家伍尔芙、普拉斯、茨维塔耶娃等。门槛上的平衡永远处于危机状态,就看我们是否能鼓足勇气投身思想的实验。成人的我们走上了不归路,但是我们能借助艺术语言中的“诗性”,而隐隐听到往昔的仙乐。引导我们的“永恒女性”,就在我们被遮盖的记忆之中。

       由此,克里斯蒂娃这个异乡女子,口袋里只有5美元,行李箱里却带着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俄文本,走进了巴黎的雪夜,走向了她后来颂赞的现代女性思想家——阿伦特、克莱因、柯莱特、斯达尔夫人等等——的圣女峰巅。今天,这个东欧女子的著作,之所以值得我们细读,因为正如雅克布森敏感地指出的,她“敢于问那些被诅咒的问题,把它们从问号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诗性语言的革命》

[法]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著

张颖、王小姣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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