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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一杨评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作者:黎一杨  来源:符号与传媒  浏览量:45    2019-09-03 16:19:57

 

评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黎一杨

书名: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作者:周宁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062005

 

艾略:“中国是一面镜子,你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镜子的另一面——中国”。在跨文化形象学看来,文本不是透明的,而是根据特定规则、感知图式和情感倾向构筑的,文本的现实性受到写作环境、知识范畴和话语模式等因素的制约,它是对文本生产与交换的互文语境、话语文类、作者视野与意识形态的呈现。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任何时代的西方中国形象,至少都有三重意义:一是关于中国或多或少的现实性报道;二是关于西方与中国、自我与他者的现实与想象关系的认知;三是关于西方文化自我意识与无意识的置换性表现或隐喻”。这也体现了作者在本书中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不是对中国现实的反映,而是去追寻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生成、传播、延续的过程和方式,作为一种社会集体的知识与想象体系,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自身的表述和象征。

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性话语谱系中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又为何会发生转变?这种生成与转变背后的动力和意义原则是什么?我们应该在什么角度、在什么框架中去解释这些形象?这些形象有什么文化功能和意义?作者为解答这一系列问题,在跨文化研究框架内从形象学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从具体的形象、类型和原型三个层次具体展开,关注这种象征系统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揭示其作为话语活动的内在文化逻辑。

作者认为在七个多世纪的中国形象史中,以中世纪晚期(1250年左右)为起点,以启蒙运动高潮(1750年左右)为中点,此间建构了三种乌托邦化的形象类型——“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按照时间承接的顺序分别强调了中国形象的不同意义侧面:器物、制度、思想文化。而在启蒙运动高潮之后,西方的中国形象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建构出的三种形象类型——“停滞的中华帝国”“专制的中华帝国”“野蛮的中华帝国”,在被否定的对立面上构筑起西方现代性宏大叙事框架中中国形象的进步、自由和文明的意义侧面。这三种形象类型之间的关系与1750年之前的三种形象类型不同,它们在时间上是平行的,在观念上是逐次递进,前者为后者的过程,后者是前者的成就。

基于西方的中国形象发展的大致历史脉络,作者在逻辑结构上规划出其意义域:在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者之间对立、转化、依存。作为中国形象意义域的两极,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复杂的:它们可能在不同时代构成完全不同的中国形象类型,也可能在同一时代出现在不同的文化期待中,如后启蒙运动时代中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进入现代性审美视野,与此时处于现代性政治视野中的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并存。在20世纪甚至出现中国形象在其意义两极之间来回摇摆的现象。

中国形象的这种演变过程并不是简单地一种类型取代了另一种类型,它表现出在话语生成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形象的多义性。这种多义性也意味着西方现代性自我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产生困惑,中国形象的断裂与转型其实是西方现代性建构与重构主体性的方式在不断变化。话语具有历史性,其构筑不是一劳永逸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与不同时代西方文化相配合的话语,表现为意义竞争的战场,不同话语获得、失去、转移或维持表述权。

西方的中国形象确立了东西方在世界观念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彼此之间的差异和优劣对立: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类型在西方现实社会和理想的东方神秘大国之间确立了一种差距,这种差距使得人们产生对现实社会秩序的不满和理想社会的向往,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与政治革命的动机和灵感;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类型也确立了一种中西的差异和优劣对立,将世界的空间秩序并入时间秩序之中,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理解不同民族文明的意义与价值。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现代的本质或者说现代性的核心就是“世界成为图像”,时间维度是古代、现代和未来,空间维度是西方与东方”。“古今之争,东西之争”,西方现代性在这种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像中以进步、自由、文明为内在逻辑基础,获得自我确证的整体性想象,形成了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念秩序。这种观念秩序进一步可以为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提供借口,退一步可以让西方认可自身并引以为戒。

西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构成与身份认同,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动力结构中通过确立他者完成的,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扮演的是一种文化他者的角色。自我与他者是通过差异和对立构建的,“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在自我在与他者的差异对比关系中,定义自身并划定边界,在这一过程中他者其实已经成为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像艾略所说的镜子的另一面。在这个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东西方之间既有一种知识关系,也有一种权力关系,发现与被发现和征服与被征服是同时发生的,这是一个意义与价值框架,帮助西方现代文化完成自我认同并确认西方中心的地缘文明秩序。作者认为,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必须在批判现代性语境或后现代性语境中进行,在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中进行,进而才能解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及其所设定的“中心”。

德里克认为东方在西方的东方主义中存在“自我东方化”的倾向。西方关于中国的观念和想象,也会左右着中国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是现代中国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的重大问题。现代中国要想在特定的世界文化观念秩序中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不能误入这种虚幻的他者镜像。

本书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一种历史格局与逻辑框架,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了基本前提、主要问题与研究方法。作者对诸多形象话语、文学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以及相关理论话语等的深入梳理和揭示,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出色的知识系谱化能力描绘出了西方的中国形象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意义幅度,构筑了一幅立体的中国形象的认知结构,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与延续的过程、方式和意义,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国际文化环境和自身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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