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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育好评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作者:刘育好  来源:  浏览量:348    2020-04-02 14:58:39

 新媒介,新场景,新行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读书笔记

 刘育好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是由美国传播学者约书亚梅洛维茨所著,其英语原文为“No sense of place”,本意是地域意义的消失,而并非是物质性的空间的消失。这本书著于1985年,电视是当时的美国社会中最为流行的传播媒介,而作者认为正是电视媒介通过改变我们收发社会信息的方式重塑了社会地点和物质地点的关系,进而改变了社会秩序的逻辑。也就是从这个角度上,作者尝试对发生在美国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变化进行了解释。

 

一、失去意义的地方

作者认为媒介和行为之间的关联一直受到疏忽,过去的研究侧重于具体的内容,而忽视了电子媒介被广泛应用以后所创造出的新的社会场景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为了梳理媒介、场景和行为三者间的关系,梅洛维茨融合了戈夫曼的情景论和麦克卢汉的技术论,创造出了属于他的“媒介情景论”。

首先,梅洛维茨重新对场景做出了界定。传统的场景主义者在讨论行为场所时都是从有形地域出发,认为墙、门和地点等物理障碍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容纳和排除参与者,设立交往空间。但是梅洛维茨认为对人们的交往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地点本身,而是信息流动的模式。过去的定义只包含了那种面对面的交往场景,而电子媒介引入了有中介的交往,因此我们需要抛弃社会场景仅仅是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亲身交往的观念,转而拥抱更广泛、更有包容性的信息获取模式观念。于是电子媒介的广泛采用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场景的出现。

场景往往是人们不同的行为的决定因素。因为场景的定义告诉我们什么行为才是常规和正确的,了解场景既是参与者的主观愿望也是客观需求。我们需要知道场景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是喜悦的还是悲伤的,其他人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与谁交谈,应该避开谁。同样,场景中的其他人也需要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在那里的理由是什么,在这个场景中我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没有人会对一无所知的环境感到舒服。根据戈夫曼的场景理论,任何人在某个环境中的行为都可以分为“前区行为”和“后区行为”,在前区他所扮演的是具有一定理想概念的社会角色,而在后区他们更为放松。进而梅洛维茨指出,区分“前区”和“后区”的并不是物质空间而是信息流动模式,例如一个侍者从大堂走入有顾客在的后厨,那他也不算是回到了后区。

电子媒介的广泛采用通过改变信息获取模式重建大范围的场景,进而要求调整人们的行为以适应新的的社会场景。所以当人们再次对给定的场景做出评估时,过去只需要评估物质环境就能做出决定,现在还需要加上对媒介环境的评估。同时,梅洛维茨还指出,电子媒介的介入也改变了原来的“前区行为”和“后区行为”的分界,原来的后区引入了向前区开放的渠道,在这种混合场景中出现了“中区”行为。相应地,从场景的分离中产生的两类新行为就被称为“深后区”和“前前区”行为。并且中区风格具有“后区偏向”,因为表演者对其他人接近自己的控制和限制在减少,更多的后区行为被暴露了出来。

 

二、新的社会场景

    当谈论到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具体影响时,梅洛维茨从群体身份、社会化阶段以及等级制度这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因为这三种类型的角色结合在一起可以覆盖社会角色的各个方面,并且,这三者的重新组合也将改变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

    首先,电子媒介对群体身份的影响缘自其改变了群体内“共享且隐秘的信息”。所有人类团体和群体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对共享但特别的经历的需求,这是一种“共性”也是“排他性”,要成为“我们”,就不能是“他们”。由于“我们”依赖于共享相互间的后台行为,而“他们”有赖于不接触其他群体的后台行为,所以电子媒介通过为许多群体提供新的显示或隐藏后台行为的方式,使得社会的群体身份有了新的排列。此外,电子媒介也破坏了物质地点和社会场景的传统联系,允许人们在信息上“避开”由地点确定的群体并允许外人不用进入其中就能“侵入”许多群体的领地。其次,在“成为”某个群体成员的社会化过程中,其目标就是获得那个群体“共享而特殊”的信息。印刷媒介由于习得知识必要的学习阶段将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分成了不同的信息世界,而新媒介通过影响对群体后台接触的程度,影响了其社会化的过程。因为总体来说,要看懂电视比读懂一本书容易多了。最后,由于权威的成功依赖于等级制度的恰当表演,而电子可以通过暴露权威的后台改变权威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高的身份的展示和维持是通过对知识、技能以及与角色相关的经验的控制来完成的,而新媒介倾向于融合信息世界,所以鼓励更加平等的交往形式。此外,权威依赖于隐私,而新媒介通过支持暴露权威隐私空间进而损害到等级制度。同时新媒介还可能改变高地位人物的可接触性,降低角色的神秘性,从而削弱权威。

    如果说印刷文化的时代是“秘密”的时代,人们着迷于生活的多层次和深度,那么我们这个年代就是“暴露”的时代,因为电子媒介改变了空间中的信息基础模式,使得很多“隔离的地方”难以继续维持,这种倾向使每个人都卷入其他人的事物中,同时也使个人事务被上升到社会层面。随着电视机和计算机将家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外部的行为规范开始融入家中。客厅、厨房、卧室正在被重新整合进更大的社会领地。例如,个人问题政治化曾将家中打扫卫生重新定义为“未付工资的劳动”,在离婚时妻子可以据此要求“返还工资”。

    电子媒介倾向于通过暴露信息整合不同的交往场景,这让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时代”许多特征类似于人类历史上最初级的社会和政治形式:狩猎和采集的社会。因为他们的具体活动和行为也并没有紧密地固定在具体的物质场所。狩猎和采集社会以及当下的电子时代都缺少了边界,具有相似之处,所以一种描述我们的方式是“信息时代的猎人和采集者”,因为我们通过技术手段猎取和收集的是信息而不是食物。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从印刷时代倒退了回去,我们是在“螺旋式的前进”,因为我们仍保留着许多印刷文化中的特征。

 

    三、新一代电子媒介的影响

    梅洛维茨的这本书著于1985年,所以他在整本书中所提到的电子媒介都是指电视,而没有涉及到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移动通讯设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移动互联网加剧了梅洛维茨所说的“电子媒介促进的场景融合”,因为互联网的海量内容使得我们暴露在更多的信息空间中,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更多的后区场景。电视机通过画面所营造的“在场”是一种延时和选择行为,而手机视频可以随时随地接入他人的场景,看到对方当下的行为。这在梅洛维茨所讨论过的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似乎表现为更大的“中区舞台”和“后区偏向”,“前区”和“后区”的分界线进一步后缩。这些变化似乎可以用来帮助解释近年来流行的“反智主义”。新媒介通过暴露后区行为将专家暴露成会犯错的普通人,使得我们对这些人的信任减少。

    但在许多权威都在没落的时候,有一个群体是例外。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表演以及对表演的控制,维护住了自己在社会中的独特地位。他们就是媒介人物,可能包括了主持人、演员、歌手等,他们在镜头前的日常表演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几乎可以说是照本宣科。这也许也可以部分解释近几年来粉丝文化兴起的原因。这群人的高曝光量使得粉丝以为看到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看到了他们的后区行为,以为他们在镜头前的行为就是他们的真实性格。殊不知他们在镜头前的每一个举动都是经过了严密的训练,都是人设的一部分,甚至时不时会精心安排一些出糗或口误,让观众以为他们并不是在表演。在后区全面暴露的时代里,这群人依然能够收到粉丝的热烈追捧,部分就是因为他们通过对自己表演的控制让观众忽略他们是在表演。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由移动互联网暴露的后区场景构建了网民的用户画像。用户画像是近年随着算化兴起而在互联网公司兴起的概念,后果是网民通过互联网暴露得越来越多,而拥有数据的平台可以对用户实现更高的操控。在这种“暴露”中体现的是一种明显的不平等,网民毫无反抗之力地暴露在网络空间中,而那些企业领导等高地位者可以躲开这种“暴露”。令人害怕的不是失去隐私,而是单向的失去隐私,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监视那些监视我们的人。

    梅洛维茨整本书勾勒出了美国社会引入电子媒介以后社会行为的转向,例如男性警察和建筑工人留起长发,残疾人在轮椅上静坐,法庭在争辩是否归还印第安人的土地,人们的行为和态度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变化。这边变化可能都可以归因于电视的独特打破这里和那里、现场和有中介、私下和公开界限的能力,电子媒介都倾向于让我们过去卷入我们认为“与我们无关”的问题中。而随后出现的互联网可能进一步加剧了这些融合。但是因为掌握计算机和电脑本身也需要掌握新的代码,这种软件和硬件复杂而快速的扩展能力也创造出新的不同的群体、社会化的级别以及专家和权威的层次,所以互联网同时也造就了新的区分。但这种区分不同于印刷时代那种很普遍的群体区分,而且这种区分也没有破坏媒介在同一时刻吸引数百万人到同一事件的能力。总体来说,互联网还是增加了各种信息系统和经历的融合。因为计算机虽然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依靠文字系统,但是现在其越来越依靠使用非语言系统,特别是近两年在移动终端上兴起的泛视频化,参与到这个传播系统的门槛越来越低。互联网提供了所有领域的内容的潜在的平等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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