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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与空间理论的遇合:蔡秀枝教授访谈

作者:蔡秀枝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量:4789    2012-05-08 16:53:30
作者:蔡秀枝   彭佳
蔡秀枝,“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系暨研究所博士,现任该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符号学、叙事学、文学理论、都市研究,尤其对符号学与空间研究有相当程度的深耕。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其中不少被台湾核心期刊(TSSCI)收录。空间研究是如今学界的一个热点所在,尤其是空间生产理论,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蔡秀枝教授从符号学出发,对空间理论进行了思考和推进,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因此,本刊特邀蔡秀枝教授进行专访,以呈现她的这些创见的产生过程和具体内容,并请她发表了自己对符号学未来发展的看法。 
一.      个人研究的发展轨迹
彭佳(以下简称彭):蔡秀枝教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我在阅读您论著的过程中发现,您的符号学研究首先是集中在对一些西方符号学家,如里法台尔(Michael Riffaterre、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理论研究上,然后渐渐转向对“符号空间”这一主题的探讨,尤其是对文本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做了对照性的讨论和批评。能否请您谈谈这种研究上的转向是由什么驱动的?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学界始于上个世界下半叶的“空间转向”的影响?
蔡秀枝(以下简称蔡):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回到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的研究上去。我的论文最早是研究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才探讨空间的关系。我主要是做文学研究,尤其是英美的文学研究,从小说的观点出发,它本身就是一个时间和空间交错中的人物的展现场景。我早期在讨论人物的存在与时间概念的时候,就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开始处理人的存在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然后慢慢经由现象学与诠释学的方式来看待人处在空间中的位置、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推进到读者如何处理文本里面所叙述的故事、它的场景、小说人物的分析,以及整个文学、文化、社会空间对文本叙事的影响力。
我早期的研究是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上,也就是所谓的读者的诠释批评。之后在研究中比较有突破性的地方,就是讨论海德格尔所说的一个“居住”、或者说“安住”的空间是如何影响人的存在,这就切入了我的博士研究中的议题,即空间的关系如何在文本中被展示出来。在那个时期我就开始从诠释学、存在主义和其它一些文学理论的角度去看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特别是俄国的形式主义如何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去进行文学的研究,包括几位比较特别的理论家,比如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然后我读到了罗兰·巴尔特和艾柯(Umberto Eco)等人的符号学理论著作,由此藉由结构主义的方式去查看结构的问题。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西方理论家,比如说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符号学提出质疑,认为符号学研究不谈历史与实践。在我运用他的空间理论研究文学文本里的社会空间、并建立我自己的空间符号学理论论述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但作为一个符号学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我对他的理论是有所质疑的,因此我也要在这一点上寻求超越。如何去切入文学文本,去看里面的空间场域和历史、文化的交互影响,就会变成一个超越了纯粹哲学和日常生活批评的讨论。马克思主义者日常生活批评的角度是社会性的,而我所观察的对象是小说、散文、诗歌,是文学文本;因此它可以借着这样一个大的时间跨度和宽阔的空间向度,加上不同文化对于人的存在的思考面向,去探求各国文化特殊的思维和在地想象。
这就回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符号学家如何以符号结构的方式去看世界?在全球化的时空交错中,我们如何从符号学的角度去读入已经存在的文学文本世界、或者是别的国家和民族所呈现出的历史和文化的观点?因此,可以说我的研究路线是时间和空间研究的慢慢融合,经由诠释学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借着哲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符号学家所提供的不同角度,去研究文本中时空交错的关系和架构。我个人觉得最得力的地方在于,我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它与符号学呈现出的结构关系会体现出一种相异文本间的跨越,也可以作为一个中介的工具,帮助研究者去展现这个世界和不同的世界观。同时,作为一个理论家,我必须要保持和文本之间的距离关系。这种中介式的角色正好回到了索绪尔的符号二元组合:观念(concept)和语音模块(sound pattern)的关系,或者,叶尔姆斯列夫所说的,内容(content)和表?(expression)之?的??S:空间里的观念其实得力于你所观看的表达。而一个文学研究者所面对的是一个文字所构筑的世界,他应该将文本中的空间再度地抓取、或者说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讨论者,也是一个读者、一个中介者;在每一个层面的跳跃和对它的再现过程中,符号学的理论都是很有力的工具,因为我们总是借着语言去显示世界。不管是文化空间的世界还是文本的世界,都是经由语言重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和角色,也是我作为一个符号学者、一个文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觉得最有趣和愉快的地方。
                        
                        . 对空间理论的反思与推进
彭:您刚才说到,您的研究是从对时间的考察开始的。不少学者在研究文本中的时间关系时,虽然用了空间化的方式来进行描述,但他们的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空间化”实际上是一种比喻的、类似图表的关系表述。而在您的研究中,您将文本空间和个人在空间中的位置视为一种生产性的、实际的空间关系。您在《混杂与过渡》、《〈看不见的城市〉的空间想象》中也援引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来进行讨论。您也提到,对他的这一理论,您是存有质疑的。那么,您的质疑、或者说对空间生产理论的看法是什么呢?
蔡: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对空间做了三个层面的区分。第一个部分是纯粹的空间演练(spatial practice),即现实生活的空间或者小说文本的幻想空间中人物和场景的一个表现或者说呈现。这是第一层次的空间。第二个部分是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它的英文翻译和法文原文其实有一点区别。它的意思是人在经由空间演练的过程之中经历到的空间中所覆盖的或者本身具有的一些结构关系,比如说限制、法规或者说限制性的城市规划等等。第三个部分是所谓“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也就是说,我意识到了我所在的空间的历史沉淀,包括它的历史痕迹和传统(这是第一层次的空间)和法规、具体规划(这是第二层次的空间)的存在,经由我作为“人”的行动力和在空间中的活动,去将前面两层空间展演出来。这就是列斐伏尔所认为的三个不同层次的空间之间的关系。并且他认为:符号学者对空间的研究过于形式化,不能解决空间关系的问题。而我在研究中希望能够逐渐达成的一个目标,恰好是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去修正列斐伏尔空间观念中的缺失。
在《混杂与过渡》一文中,我曾经提到,席尔德(Rob Shields)就对他的空间理论有过批评,因为他并没有清楚地区分出这三个空间区隔的辩证关系。席尔德认为,这三层空间的概念在实际的空间演练时,很难做出真正的辩证和区分,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混淆的。比方说历史的关系、空间的规范和人的展演,这三层关系虽然存在,但它们是如何被切分出来、以及如何证明空间有再生产可能的这一观点,列斐伏尔并没有清楚的说明。如果说空间需要不断地进行再生产以支撑之前的生产条件,那么这三层的空间还是不足以构成辩证关系上的整体性。席尔德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有可能为列斐伏尔做一个后续的建构的话,它是可以经由符号学的层级关系、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者建构出来的符号学关系,重新把这三层关系做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结。
我的个人看法是,列斐伏尔所说的第一层空间,也就是历史空间其实是静止的;它如果不能与个人的生活有交集或者切入的话,是不具备动力的。活动的主体是人,当有思维的人漠视了空间的演练里传统或者累积的城市经验时,这一层空间基本上是被忽略的。但符号学者要建构的世界不仅仅是要去展现这三个空间的分离,还要去促成这三层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者说互相变动的可能。从小说的角度来说,人物如何生活在有历史传统和法规的状态下,从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保持认知上的反省,那么才有可能返回到第一层空间中去解释文明和传统的传承,并且看见当下的空间中与个人直接相关的法规和限制,对它们进行抵制、冲撞,或者说挪用,也就是赛朵(Michel de Certeau)所说的用“策略性的运用”去突破日常生活中的限制,去转换位置和角度,重新思考历史背景和规范本身的真伪,以及它后面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关系或资本关系。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从第三个层面向第一和第二层空间,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质疑、挑战,并且进行空间上的并置。只有经过行动上的对前两个空间的抵制和挪用,你才有可能意识到这个空间的空间性对你和你周遭环境的宰制力量或者说引导力量。
在这里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我认为不管是去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或者是空间中现实存在的生活个体,都有一个因素是不可忽略的:必须要针对空间里的各种权力的架构和角力关系,并且探讨这个权力场域后面的知识建构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实在的空间操演,也就是策略性的运用之后,真正对其他两个场域产生影响和作用;否则就只是机械地遵循前两层空间为个人规划的路径而已。而对三层空间关系的静态分析模式,并非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家的努力方向:即利用语言之外的其它方式去探求各种架构关系中的松动可能。
 
彭:也就是说,个人对历史和法规的空间的抵抗和反省只能是在空间之历史沉积的某一共时截面上的,这个截面也就是我们反思前两层空间的着力点所在。很有意思的是,对“符号空间”的批评,在其它理论批评家的论著中也可以看到;但各位学者对此的看法不尽相同。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就在他著名的《民族符号学:个人和理论的反思》一文中指出,女性观众可以用自我愉悦的方式去抵抗父权话语的宏观意识形态,虽然这种抵抗是不完全的、逃逸性的;但她可以在社会的宏观架构之中创造出自我的、独立的符号空间。和您的观点不同的是,向来对大众的力量颇具信心和乐观精神的菲斯克并不认为认知上的反省和批判意识是必须的,而是相信大众可以用自我的愉悦去抵抗宏观意识形态的空间性。而相同之处在于,他和您一样强调了对空间中惯常存在的符号、规则、文本做出不同解读的可能性。尽管文化主宰者的操演是隐匿地存在于生产的系统当中,但由于符号的诠释本身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我们对空间的解释和反省也就有了多种可能。
蔡:语言所具有的语义和意指、以及由语言构成的文本的意义,本身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演变的。语言作为一种表达工具,就如索绪尔所说的,并不是要去呈现现实,而是一种指涉关系;而指涉关系就不会是一对一的对应。既然语言和现实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那么尽力去逼近现实的各种语义单位,就会和现实之间出现分裂状态;因此,对语言本身也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解释。后结构主义者—如巴尔特和克里斯蒂娃—就认为对文本的解释过程就是符号的意义生产过程,它不会是最终的意义确立,而是在社会文化脉络中产生的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所以,当我们以语言符号来理解和呈现现实的时候,它和现实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必然的决裂;而这个衍义的过程也是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者必须接受和了解的。当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是决然的对应关系时,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这个过程中各种分裂的可能;这个分裂的可能使得我们对空间的解释不能被归结为一。
这里我们必须要看到,如果我们所做出的符号学解释不能被归结为一的话,那么符号的意义不仅是被削弱,也有可能是被取消。对于一个符号学者而言,这种无法确定意义的状态是否是可以被接受的呢?在这里我想要说明的是,如果我们认为生产只是一次性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符号的意义是被这种分裂的结构关系所削弱和否定了,我们自己也就取消了我们自己。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承认语言符号并不是一个唯一的衡量和建构标准,我们就始终能够在表达中去看到能指和所指的分裂,而在观念中找到转换的可能。这种变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不能够无限制地放开。符号可以无限地衍义,但它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空间占据方式去进行扩散。符号意义的分裂过程并非标准化的;在这种符号的衍义或者说意义生产过程中,重新去审视空间的结构和变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像菲斯克所说的那样,女性只是运用一个想象的空间来实现一种逃逸的可能和短暂的自我解放,这种自我愉悦式的个人空间建构是可以达成的;但它不具有太大的积极意义,也不能够扩散到社会中的群体中去。这是一种消极的、不具有抵抗性的幻想空间,但它对经济、文化、政治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无法做出正式的抵抗和反制。在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虚拟化的空间里,个人确实可以制造出一个非现实的、网络化的空间;但如果是在现代或者前现代社会,它的积极抵抗意义何在呢?而这种虚拟化的网络空间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至多就是在消费主义状态下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和服务关系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但它本身还是消极的。
 
彭:也许符号学家可以解决解构主义者把一切意义都消解掉了之后面对的问题:意义的重新建构。借助符号学,我们可能能够建立一种有抵抗性的、积极的符号意义。
蔡:是的,我认为把什么都解开是一个很好的过程,但它不可能永远都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知识分子本身就有的一种倾向,就是在一个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中去找寻规律,去探寻知识上、哲学上的种种关系。这是我们要传承知识所必须具有的一个前提和过程。当意义、组织、国家、所有的界限都打乱、都不存在的时候,就会回到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说的状态,每个人都成为单子化的存在。这样一片社会的海洋是可以形塑出来的,但在这样一片海洋中,你也没有办法进行高级的、知识的累积。我应该算一个传统的符号学者,我始终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破解,如果你没有一个关系和意义的建构,就不可能进行知识的累积和传承。就算把权力解构掉,它也不可能一直不存在,而是分化到了各个角落;所以无论怎样的解构、抵抗和反省,最终都会回归到某种规则,一定会规则化和定向化,然后你才有可能累积下一次的力量,进行下一次的反省和抵抗,而不是单纯地、一次性地达到最终目的而再也没有进化的可能。
列斐伏尔的空间学派认为空间会再生产,而符号学者认为意义会不断地产生,这也就映照了皮尔士(C.S. Peirce)所说的: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符号表征和它的意义对象之间,始终存在着解释项(interpretant),这个解释项维持着意义的不稳定状态中的动态平衡。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在能指和所指、或者是符号和对象之间把意义确定下来,并且把单个的语义关系确定下来,使之在横组合轴和纵聚合轴(the syntagmatic and paradigmatic)产生对应的关系和意义。解释项这样一个中间的位置确保了动态的平衡关系,或者说是不平衡之下再度平衡的可能。
                     
.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路径和对未来的展望
 
彭:我们可以看到,您的研究主要是把空间理论和符号学理论融合在一起,对文学文本和文化进行了细致的、具有原创性的批评。在确定这个研究方向之前,您对符号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结构主义符号学都有过很系统的、深入的讨论。在当今学界对结构主义“避之不及”的背景下,能否请您谈谈您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看法?它的意义何在?
蔡:我的研究是从结构主义开始的,所以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我始终对结构不能忘怀。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不管你如何解构,始终还是要回到一个架构之中去寻求和延续它的一个不稳定的平衡。早期的结构主义者的看法比较单纯,他们认为人类是用语言来传承知识和建立权力结构关系跟规范的,所以语言是一个很好的评价世界的标准和工具。索绪尔学派提出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指涉关系,也是人为什么能脱离动物行为、建立文明思维的一个重要指标。就这一点而言,结构主义者是正确的;只不过当研究开始进入到后结构主义时,我们就开始质疑:是不是只有语言符号才具有这样的功能性?语言符号和它所指涉的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如结构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限定性的?在结构主义的观点下,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分裂性或者说差异性只能尽量被减低,学者们只能去强调语言的共同性。这种语言的限制关系导致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式微,因为它强制地割除了、或者说故意地压制了符旨和符征之间的可能变化关系。这种压制的效果转换到法规、文明或者说文化符号和知识体系的生产建构中时,为了要建立符号意义的必然的对应关系,维持权力的稳定性和已经确立的逻辑关系,我们就必须压制和排除杂音。这也就类似于语言对言语的压制,任何奇怪的解释、任何不符合整体系统的衍义必须划分出来,并且对它加以整治。因此结构主义的符号关系也就被视为类似于权力体制对异见者的压制,结构主义符号学也成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各种主义所质疑、指责、交相攻击的一个对象。
事实上,结构主义是具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而不少结构主义者后来也转变成为了后结构主义者。结构和后结构其实并不是一刀两断的,就像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本身也无法切开一样。在遇到外界的质疑和刺激之后,结构主义者开始看见他们之前无法看到的盲点:他必须要转型,他必须要开放他自己。我在研究里法台尔的核心语(hypogram)这一概念时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里法台尔认为文本意义的建构是从横组合系统转向纵聚合轴系统,他把这个过程比喻成为一个“甜甜圈”,这个“甜甜圈”的关键点就是它中心的空洞。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空洞,甜甜圈就不成其为甜甜圈,就只是一块饼;而这个空洞就是核心语,是隐藏的一个符谱。正是由于这样一个空洞的存在,才能在横组合系统中把那些不符合章法的意义解释成为合乎章法的。这样的比喻就让我们看到语义是如何结构化的:它不是去割除那些不符合规范的杂音,而是提供了一个转换的机构,可以滤掉杂音,显现出它本来想要表达的意义。但是我认为,既然杂音和中心语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空心的所在,那么它必然是开放的,它并不保证意义进入核心语之后的转换会让读者都得到唯一的答案。当我们把铜板丢入压币机,所压制成的都是同样的图案,原来的铜板被施以了延展性的转变;但核心语不是一台这样的压币机,它中间是空心的,你输入的意义并不一定按照你的意图去走。核心语内部的结构是不能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框架去描述和解释的,它既是一个重要的收编杂音的关键,也有可能在某些状态下失去收编杂音的功能,而产生不符合规范的意义。它既可以将杂音滤除,回归正统;也可能在转换的过程中转出一个“四不像”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个体都达到一个预设的标准。因此,核心语这个概念是我认为里法台尔的理论可以被翻转向后结构主义的关键点所在:它既可以解释结构,也可以解释后结构。如果我们仔细地剖析里法台尔的核心语概念可能内藏的这种转变契机,就会对结构主义者有更多的理解,而不是一味地认为结构化的过程必然要割除杂音,压制异议,而是能够看到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连绵关系:结构主义是后结构主义所依赖的养分,也是后者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彭:是的,这种理论之间的联结关系其实是我们现在常常会忽略掉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您的这一研究似乎是对现今的青年学者们的一个提醒。学术界如今看重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研究,因此许多青年学者们为了更快地出成果,往往一窝蜂地集中到对新的各种学术思潮的讨论上,而没有看到:如果没有对一个先在的理论的系统性的研究,对它的批评也不会是深刻的、站得住脚的。不论是后结构主义研究,还是现在正在成为热潮的符号学研究,都不能只是一个时髦的名词和空洞的跟风,而是需要沉下心来,为自己的研究先做一个基本的、扎实的学术积累和铺垫。我现在想向您请教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符号学在中国或者说华语界应该如何发展,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研究特色,而不只是对西方学界的模仿和跟随?
蔡:对于这个问题,我的一点浅见是:作为符号学者,我们的研究一定是从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学习开始的;这是一个不容否定和回避的事实。西方符号学者积累下来的学术资源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我们的学术养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根基。但是,如果我们将符号学看做是可以被不同文化、不同国族的学者们可以去学习和使用的一种理论方法,我们就不应该把它当做一套只能去传承和奉行的机制。中国或者说华语世界所具有的文化根基、以及华语作为一种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的符号关系,包括中华民族的道统和现有的政治规范、道德系统和宗教信仰,都是和西方完全相异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着力的地方。符号学作为一种工具,它本身就是用来研究观看世界的方式、研究人的世界观、文化观和种种的文化政治生态;作为和西方有着全然不同的文化养成方式和文明背景的华语界学者而言,我们要重新拿这样的一套工具去研究我们自己各种可能的观看世界的方式。我们应该从符号学的结构式的研究开始,去扎扎实实地做细部的研究工作,对我们丰厚的文化历史基础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将它发扬出来。
 
蔡秀枝,“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系暨研究所教授。tsaihc@ntu.edu.tw
彭佳,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pj802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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