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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佳评《文学的边界》(张汉良著)

作者:彭佳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1688    2014-10-31 11:09:03

“其出弥远,其知弥夥”:评张汉良《文学的边界—语言符号的考察》*

彭佳

 

作者:张汉良

书名:《文学的边界—语言符号的考察》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

ISBN:9787309092295

 

    翻开张汉良的文集《文学的边界—语言符号的考察》,序言的开篇便是一位求知者踟蹰于家园与异乡之“十字路口”的告解:“长久以来,比较文学者喜用‘十字路口’的异乡,描述他的专业面临十字路口……在‘边界’之内,生活是安逸的,生命似乎是牢靠的;然而,一旦‘出其东郭外’,‘道路’岂仅‘阻且长’?除丘坟点缀,四顾野茫茫。虽然如此,学术的探索与诠释学惯用的古典隐喻颇有启示:吾人由安身立命的、熟悉的环境:‘家园’,德语所谓的‘家园的’(hemlich)局限,往外探险,面临的是陌生的(unheimlich[非家园的]),甚至危险的世界,犹更有不幸者,则如但丁笔下再度离家出走的尤里西斯(奥德赛斯),终至舟覆人亡。但这则传奇岂非道尽了知识探索的真相?”诚哉斯言,边界的泯灭的确可以赋予人的认知以更大的弹性与自由,但另一方面,一旦我们走向未知的疆野,与陌生相伴的恐惧亦会不期而至。在不同的学科、地域、语言之间,似乎耸然矗立着分明的壁垒;要跨越林立的界限,这不仅需要在各个语言和知识体系之间可以游刃有余地进行符码转换的能力,还需要宽广的视野,需要勇者的开拓精神:而张汉良《文学的边界》一书,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位智者与勇者所开辟的深广疆宇;作者学术能力的幽深丰饶,以及对知识永不疲倦的探索与叩问,都让人击节赞叹。

 

一、对比较文学疆界的拓展

    尽管比较文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个多世纪,但从它的诞生之日起,比较文学论者便为了它的范畴界定争论不休:如果我们大致阅读过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代表法国学派的著作,就会发现,不论是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对“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一般文学”三个领域的主张,还是巴尔登斯伯格(Fernand Baldensperger)在创办《比较文学评论》时明确提出的、对文学作品类似点进行随意拉扯和拼凑的反对,都没有超越影响研究的范畴。而美国学者关注的,则是比较文学的另一个面向,即文学的平行研究—这两大分支如今被公认为这门学科的两个主要部分,但是却鲜少有人思考:文学何以在这两种维度上形成比较?比较文学这两种关系的成立,和我们基本的思维模式之间,是否有着某种深层的联系?在《文学的边界》一书的前两篇论文中,张汉良即为“文学何以比较,如何比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在《符号学与诠释学—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一文的第一段,作者便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构成关系的要件有二:第一是两个个体,可称为releta;第二是使这两个个体相互连接的逻辑……它们属于建构关系的第三元(tertium relationis)。”因着国别、语言的划分而看似泾渭分明的文学史,自然在其下埋藏着相互牵动的种种暗流;然而,倘若我们暂时按下文学作品在不同语言间的历史流变不提,在世界文学的共时截面上,亦可以寻见种种意象、主题、文体的彼此映射,即比较文学研究者常常提到的“类比”(analogy),也就是韦勒克(Rene Wellek)所说的内涵研究。借用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的符号学传播模式,作者首先是改写了梵·第根的文学跨国传递模式,一改渊源学(crenologie)和舆誉学(doxologie)单方面注重发送者(emitteur)或接收者(receoteur)的样态,将文本(text)放置在传播的中心环节,而构成文本的信息(message),或者说符码(code)在整个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我们以语言为边界,文本中不同语言符码的转换包含了表意(signification)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两个符号过程(semiosis)中的主要阶段,那么文本的编码(coding)和解码(decoding)之(不)对称,成为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焦点所在。作者进而引入雅柯布森对人类思考的基本模式,即转喻(metonymy)和隐喻(metaphor)的区分,对比较文学的两种基本面向进行了讨论。雅柯布森的转喻/隐喻二分法,实则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组合轴(syntagmatic)和聚合轴(paradigmatic)的两分关系之上的,只不过他运用了相似性关系的概念,“把符号文本的双轴,都拉到显现的运作平面上”,这一学术概念上的发展过程,与本文无关,暂且不提。张汉良在此处对雅柯布森的借用可谓妙极:“影响关系是连续、换喻式的;类比或平行关系是非连续性、空间置换的。”比较文学的两种基本模式,在思维范式上的科学性由此得以确定。

    在确证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模式之后,作者进一步探问:比较文学从“眼前”到“陌生”的航程,经历过、或者说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在《再论比较文学的“恒常危机”》一文中,作者回顾了韦勒克和姚斯在文学研究范式上的不同,指出韦勒克及其追随者孙竺瑾所信奉的“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即“视野”理论实则是站不住脚的。作者认为,所谓客观的视角不过是一种幻觉,“文学作为对象语言已然被研究者所选择的‘后设’语言(也就是他的视野)所建构。”这种反本质主义的立场解释了具体的比较文学关系得以建立的缘由,即后设的语言可以使看似无关的作品发生相关性,从而进行比较。作者进而指出,“被观察者没有透明的存在,他的意义要靠观察者的输入。”

在这里,颇为有趣的是,张汉良作为华语界生物符号学研究的先行者,他的思考方法与生物符号学的基础概念—乌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ull)的环境界(umwelt)理论在哲学范式上是不谋而合的。简言之,环境界是生命体对环境的感知而形成的世界,它的意义是与生命体的感知同时形成的—也就是说,对生命体而言,世界的意义并非透明的、先验的、可发生在自身感知覆盖范围之外的。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完全超越性的视角是不存在的,意义必须依靠文本接收者的解释才能以建立。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去看待文学作品,种种本质主义的神话与寓言便可以随之瓦解。

生物符号学对于比较文学的启发在此处已经有所显现,然而,作者并未驻足于此,他进一步将生态论述分为两类:生态政治学的、伦理性的文学文化研究,和具有科学实证性、系统性的文学研究;而后者正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在这方面,作者发表于《符号系统研究》(Sign Systems Studies)上的论文《寄生符号学刍议》(“Notes towards s Semiotics of Paratism”)堪称典范。该文从文学寄生的比喻出发,援引生物符号学家乌克斯库尔和梅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的理论,对社会结构中的寄生现象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令人遗憾的是,该文并未收入本文集,但它在华语学界所开创的对生物科学进行文学研究的范式,意味着比较文学在第三元关系,即后设语言上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此之后,张汉良的学生、现任长庚大学教授的叶玉慧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国家文学的生物学架构:新加坡作品举隅》(Towards a Biosemiotic Model of National Literature: Samples from Singaporean Writers),可视为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承接和发展。可以说,作者为比较文学的关系建立设定了全然不同的后设语言,从而开拓了新的领域。

 

二、对世界符号学的重写

    身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进入符号学研究领域时,张汉良的视野也是放诸世界的:这或许是他积极参与符号学史的重建工作,努力在中西文化的古典文献中为符号学探源的原因所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张汉良就从皮尔斯的符号学三分体系出发,对中世纪符号学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在本文集收入的《符号学的兴起与人文教育—重读拉丁文学〈神凡配〉》中,作者将自己对西方上古至中古时代的人文教育课程进行了精要的总结,验证了三门、四科及七艺与符号学的种种渊源,尤其是以皮尔斯的三分体系对中世纪的教育课程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尤为精彩的是,作者引证罗兰·巴尔特对音乐的符号学批评,来介入对卡佩拉的文本《神凡配》的讨论,从而以语言符号系统与其他符号系统的转换关系为基点,指出了卡佩拉的逻辑讨论之皮尔斯和格雷马斯思想的启发可能。这无疑是构建符号学“史前史”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作者对这一事业的贡献还不止于此:在《互文性与系统转换—试论古代文论的起源》一文中,他对《易经》和《文心雕龙》的互文指涉进行了详尽的辨析,并引入一度符号系统和二度符号系统的概念,将“辞”与“象”这一后设语言与对象语言的交互关系进行了讨论。如果我们将该文与作者稍早时期发表的关于西塞罗等人和中国先秦典籍的论文进行对照阅读,就会发现,作者对逻辑学与修辞学的兴趣是一以贯之、有迹可循的,而他通过对古代哲学与文学典籍的追索与考察,为世界符号学史前史的构筑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在历时方向上将符号学纵深推动之外,在当今符号学的共时版图中,作者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开拓。首先,作者是第一个提出“灾难符号学”(disaster semiotics)这一术语的学者:在《从“全球符号学”到“灾难符号学”》一文中,作者从西比奥克“全球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理论无所不包的视野出发,就人与自然灾难的关系提出了一个问题:何以包含一切的灾难现象不被“全球符号学”关注?紧接着,作者艾柯、皮尔斯和瑞德(Thomas Reid)的符号理论,尤其是克拉克(D.S.Clark)的“表意爆发”(significate occurrence)概念,勾画出自然灾难作为符号文本,在人类的经验领域内被传播和解释的过程,来说明灾难符号学的任务在于阐明“自然与社会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如何被建码即解码”。作为全球符号学的重要分支,灾难符号学研究势必在将来引发更多的学术思考。

    除了在符号学新领域的开辟上有所建树之外,作者的城市符号学研究也显露出其学术思维的敏感与开阔。收入本书的两篇城市符号学论文,其一是借由格雷马斯的符号分离律(the rule of disjunction)对彼处的遥想,辩证出德昆西作为观看者和被观看者的身份激荡与其文本表现之间的关系,从而推演出一个虚构的符号帝国;其二涉及电脑科技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以林耀德等人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描述电脑科技在台湾文学媒体行为、在文化阶层中的作用,以皮尔斯的符号过程(semiosis)三元式来解释科技符号世界空泛的循环指涉。应当说,即使是在世界符号学的范畴内,作者的研究也是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的:这种学术上的创新能力,既来自作者多年的学术积累,也来自作者为了追求真知、随时愿意重新学习的谦逊精神:据作者自述,为了厘清生物符号学的发展脉络,他曾经和台湾大学的学生一起听了半年生物学课程。这种对新的知识领域永远保持敞开的胸怀,的确值得当今的符号学人学习和传承。

 

三、对电影语意世界的探索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对诗学问题进行了系统批评,该部分与作者今年出版的英文论文集《符号与言谈:比较诗学的实践》(Sign and Discourse: Dimens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有颇多相互印证和激发之处,将另文探讨,此处暂且存而不论。对于我这样一个既钟爱电影、又喜欢叙事学研究的读者而言,本文集最有趣味的章节,在于它的第四部分,“戏论影片的语意世界”。作者将自己对电影的散论自谦为“戏论”,其实当中不乏令人称妙的见解。

在该部分的第一篇短论《小说与电影之间的“墙”—兼论文学的“改编”》中,作者就以呈现式(presentational)和断言式(assertive)两种叙述模式的差异对电影和小说叙述的方式进行了区分,点明电影叙述具有视觉细节饱和的特点,这种媒介转变带来的叙述方式变化值得人们深思。在接下来的几篇短文中,作者对《绘图师合约》、《向玛丽致敬》、《凝视水晶球》等几部影片的文本互涉、意义诠释和电影文本内部的双轴关系转换等都进行了简短而精要的分析,读来趣味盎然。例如,在《“性趣”的空虚与幻灭—奥布洛维奇影片分析》一文中,作者从影片叙述视角的自限谈起,论及影片中不同动作的意符指涉,从而引发我们对影片的性意符之空洞、对音画断层现象的思考。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影评写成的时间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彼时的电影叙述学研究正处于从“第二电影符号学”阶段到“第三符号学阶段”,即结构过程研究向精神分析过渡的阶段和主流的电影研究类似的是,这些影评也注重于电影文本结构与意义的产生:作者对意义的开放保持了相当的自觉。在《〈向玛丽致敬〉的诠释问题》一文末尾,作者的谈论收束于影片中人物的离合关系,并写道:“其实所有的影片难道不是由剪(cutting)和辑(editing)构成的吗?密耶维尔和戈达尔的影片与福音书的关系,难道不也正是离合的辩证吗?让我在陷入浪漫的呓语无限衍生之前,就此打住,让这篇正文开放,它的罅隙为后来的诠释者填补。”在意义的传达阶段,将无限衍义的权利让渡给随后的接收者,不得不说,这正是一个符号学者的智慧。

 

四、结语

    多年在家园以外流离的诗人保尔·策兰曾为自己的漂泊写下这样的句子:“你改变钥匙,改变词语,和雪花一起自由漂流。”诗人的钥匙在于语言本身,而学者的钥匙,在于他的理论视域:视域的改变,可以为文本注入不同的意义。在张汉良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视域上的“远游”可以为文学研究、为知识建构打开相当宽广的天空,是达到“自由漂流”之境界的必须。“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的箴言无助于学术素养的养成,对未知领域的渴求与探问,才是推动我们靠近真知的永远的驱动力。

 

作者简介:彭佳,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驻所研究员。研究方向:生态符号学、民族符号学

 

Author:Peng Ji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er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theoretical semiotics, eco semiotics, and minority literature.

 

E-mail: pj802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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