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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理论

作者:张瑜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2860    2012-01-13 17:31:40

 

 要:我国文论界对英美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很少注意,本文简洁地分析了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征,考察了言语行为理论在西方文论界的运用与得失,并论述了言语行为理论对我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意义。
关键词:语言学文论 言语行为理论 文学言语行为理论
 
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给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了重大的变革,语言论文论[1]的异军突起成为了文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纵观整个20世纪,语言论文论的发展从整体上说存在两条路径:其一是以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五大文论为代表的“向内转”的发展方向,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吸收了现代语言学革命成果和20世纪之初的语言哲学的成果,把研究重心放在文学语言的内部形式和结构特征的分析上,强调文学语言符号的自治性和系统性,相对忽视了文学语言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其二则是为了弥补和超越前者封闭狭隘的缺陷而发展起来的“向外转”的路径,以巴赫金的言谈理论、后结构主义福柯的话语理论和英美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批评形成的三大文论为代表,它们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重建了语言与人类社会生活,文化历史的密切联系,对文学研究、语言论文论后期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作用。巴赫金和福柯的理论在我国文论界已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介绍,但是英美言语行为理论及其批评则很少被注意。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简述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在西方文论界的运用,并试图论述和指出它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言语行为理论是由英国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于1955年在哈佛大学的讲座中提出,后经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等人的系统阐释和发展形成的一种语言哲学理论,现已成为当代语言哲学和现代语用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前提很简单,那就是人们在说话时不仅仅只在说话,同时也在做事,是通过说话在做事,即以言行事、言中有行。例如一位国家领导人在某个庆典大会上宣布:“我宣布××大会现在开幕!”他不仅是说出这句话,同时也在做“宣布”这件事。用言语行为理论的术语说,他在说这句话的同时,也做了“宣布”这个施事行为,他的话具有“宣布”语力(言语力量)。
以言行事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人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用语言做事,这实际上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语言功能,但是最深刻的往往是最简单的,也往往最被人所忽略。直到20世纪,一些现象学哲学学者和人类学家才注意到这一语言现象[2],而奥斯汀和他的学生塞尔则
在这方面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他们提出和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最为系统的论述这一现象。
从整体上看,言语行为理论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文论界注意:
第一、言语行为理论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言语行为理论既不关心语言自身的形式结构特征,也不热衷于语言的潜在系统,而是强调语言的行为性和实践性功能,即要知道人们以言能做何事,如何去做,会产生什么效果。言语行为理论强调的语言的行为功能和实践功能是对人们习惯认同的描述和反映的语言功能的突破和超越。众所周知,人们对语言的理解,各个时代以来,大多以“事物—思想(或观念)—语言”的模式为主流,即是说“认为思想或观念反映事物,而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外在表达符号或工具,语言的优缺点就在于它们是否准备地表达了思想或观念”[3]。而言语行为理论则认为这种长期居于主流的语言反映功能实际上只是语言行为和实践功能的派生,这就是说,语言的行为功能,是语言最基本的功能,在语言诸功能中处于支配地位,描述和反映等其他诸多功能只是这一功能的派生。奥斯汀最初把语言从功能上划分为“记叙话语”和“行为话语”(或“施事话语”)两大类型,后又把记叙话语并入到“行为话语”中就表明了这一点。言语行为理论的这一观点得到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人类学从语言功能的原发性和基础意义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经过多年的研究,在1923年《原始言语中的意义问题》中曾指出“语言的原始功能是作为一种行动方式,而不是思想的对应物。”他从人类学角度,通过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语言在最初的时候“从来没有仅仅被用来做反射思想的镜子”,这是“语言的一种很牵强的派生的功能”。“在最初的使用中,语言作为人类行为,是连接人类一致行动的纽带。它是一种行动方式,而不是思考的工具。”[4]因此,言语行为理论强调的语言的行为功能和实践功能,不能只简单理解为是对语言功能的一种新发现,其意义要更为重大,它将改变人们对语言性质的认识,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与巴赫金的言谈对话理论相似,言语行为理论要求人们首先要从人与人的交往行为实践中来理解和把握语言。
第二、言语行为理论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可谓是其“超”语言学性和开放性。这个“超”语言学性和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的考察注重从语言的行为功能角度出发,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交往行为,这就使人们对语言的考察突破了纯语言学的范围而纳入到人的行为这个广阔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使现代语言学研究从注重形式结构内部研究走向广阔的人的行为、社会生活实践的大空间。突破了形式结构主义封闭的局限;其次,言语行为理论的“超”语言学和开放性还体现在它心灵哲学的密切关联上,奥斯汀杰出的学生美国哲学家塞尔在发展和完善言语行为理论时,特别发展了言语行为与意向性的关系,把对语言的考察与语言的使用者联系起来,认为言语行为的表征能力不是语言本身固有的,而是源于心智的意向性,从而使言语行为深入到人类心智力的层面,与人的心灵意识发生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心理主义传统。塞尔的这一做法虽然也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但是从根本上看,塞尔不仅遵循和发展了奥斯汀的思路,而且也遵循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开创的新语言哲学思路,即把人引入、置于语言哲学的中心,从人的角度去审视语言的本质、功能、构成和意义问题。这与早期建立在反心理主义基础上的逻辑主义语言哲学思路截然相反,言语行为理论这一做法展示出自身的开放性,在语言哲学诸理论中是独树一帜的。
第三、言语行为理论直接指向人类日常生活实践,是与人类生活世界极为密切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者奥斯汀就属于日常语言学派,这一学派承继后期维特根斯坦开创的“语言游戏论”和“生活形式”论的思路,与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的抽象路线直接对立,反对语言的逻辑化和形式化研究思路,强调通过考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使用,来解决和确定语言的意义和功能问题。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语言的使用都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种行为和活动,言语行为理论则直接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说话所涉及的行为或是通过说话而履行或达成的行为。对此,国内学者盛晓明评论道,言语行为理论对语言哲学乃至科学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这一革命与往常的观念革命,诸如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即言语行为论不是试图去构建一个非常识或反常识的理论,而恰恰是要返回到某种最最日常的观念上来。[5]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特点是与20世纪现代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总体气质和基本走向是一致的。20世纪西方哲学现代转型、其总体气质和基本走向是从抽象思辨回归日常生活世界,这意味着人们普遍关心的主题不再是追求超越现实生活和实际世界背后抽象不变本质,而是转变为真正关注人的真实存在方式和在特定文化历史条件下人的具体现实生存状态。20世纪哲学的这一发展变化显然与文学的内在要求是相契合的,这一发展变化也对包括文艺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样,言语行为理论与生活世界具有天然的密切关系,在讨论语言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言语行为理论突出强调了语言的行为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特征,把语言视为人类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从而真正克服了把语言与生活世界分离的观点和做法。这显然对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存在便利的条件。
从上述三个特点看来,言语行为理论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哲学理论,它超越了注重形式结构的纯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使语言与人类的日常社会生活实践和人的心灵意向发生密切的联系,它的“超”语言论或“跨”语言论特征不仅代表了20世纪后期语言研究的发展趋势,也必然会对包括文艺学在内的诸多人文学科发生重要的影响。
 
 
二、言语行为理论在西方文论界的运用发展与得失
 
 
言语行为理论面世以来就引起普遍关注,它不仅在语言哲学、语言学领域迅速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逐步被广泛运用到人类学、心理学、法律、文学理论和批评等人文学科领域中。
20世纪70年代开始,言语行为理论被英美批评界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理论和实用批评两个方面都被广泛运用。其中实用批评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对戏剧类型的批评上,例如J·波特(John Poeter)、K·艾玛(Keri Elam)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批评颇有建树,[6]这是因为就分析戏剧的对白与人物角色的行为关系而言,言语行为理论本身最为适合。在文学理论方面,1971年美国文体学家理查德·欧曼(R.Ohmann)是第一个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来给文学下定义的批评家,其后玛丽·普拉特运用言语行为理论讨论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关系,并以此来批评形式主义文论建立起来的“诗的语言的谬误”,以及塞尔等人运用言语行为理论讨论了文学虚构的性质等传统文学理论问题。[7]1977年,围绕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在美国的传人塞尔与德里达之间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年的著名论战,这场被学术界称为欧洲大陆哲学、特别是解构主义与英美哲学的第一次交锋,给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文论界以希利斯·米勒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解构主义的立场来解读和修订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形成了一种解构主义与言语行为理论相结合的文学观,近年来在美国文论界这种解构主义的方向甚至成为了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发展的一种主流倾向。
回顾70年代到90年代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对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体现在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挑战、矫正或者说弥补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文论封闭的缺陷;二是强调和恢复了文学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的交往功能,使文学承担起参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义务。1995年,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当代唯一代表来自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被剑桥文学批评史收入,开始与结构主义、现象学和接受反应理论等当代有影响的西方文论流派并列,[8]这象征着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得到国际文论界的普遍的认可。但是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并没有达到象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那样的重要的影响地位。剑桥文学批评史甚至认为,言语行为理论今天“被记起主要是因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因素[9]。总之,在笔者看来,文学言语行为并没有达到它应有的广泛影响和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个中原因错综复杂,笔者认为这主要存在着地域学术氛围的影响、言语行为理论自身的因素和文学研究运用和定位上的问题。
从地域学术氛围因素上看,作为唯一代表来自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美国文论界不少学者对其都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从乔纳森·卡勒、保罗·德曼、斯坦利·费什到巴巴拉·约翰逊、乔·诺里斯、弗·杰姆逊、希米利斯·米勒和理查德·欧曼、玛丽·普拉特和桑地·彼特瑞都曾关注、探讨和发展过文学言语行为理论。但在欧洲大陆,言语行为理论在文论界的影响就颇为有限。哈贝马斯、利科和利奥塔是主动接受言语行为理论影响并运用其构筑自己学说体系的有影响的学者,但他们构筑的主要是哲学理论,而非文学理论,文学只是他们附带提及的一小部分。德里达是作为哲学的对手与言语行为理论发生联系的。法国后现代女权主义者苏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有意识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探讨了莫里哀的戏剧《唐璜》,可专属于文论的范围,但费尔曼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实际上是为了讨论和证明拉康的理论观点服务的。[10]可见英美和欧陆的学术兴趣的差异对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即使在英美地区,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也可谓生不逢时,它从70年代起步原本在80年代可以进入一个成熟的发展时期,但是80年代美国文论界学术氛围发生了重大改变,解构主义席卷了美国文论界,许多学者都转移了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重点关注和发展解构主义批评。而德里达在70年代末与塞尔发生的关于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著名争论,又引发了众多学者选择从解构主义路线来解读和修订言语行为理论。这些因素也都影响了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路径和影响范围。
从言语行为理论自身的因素看,奥斯汀最初是在1955年哈佛大学讲座中提出这一理论的,但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出版专著详细论述这一理论,我们现在看到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是其学生厄姆森(Urmson,J.O)整理编辑的讲稿。奥斯汀在讲座中留下许多有待发展的空白之处和含义模糊的地方,因而引发后来的学者对其各不相同的后继修订发展,由于不同论者对其理论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中,不少批评家只强调突出奥斯汀理论的某个特征,这就使言语行为理论的运用呈现出矛盾复杂的局面,有的甚至出现滥用的情况。[11]
最为重要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英美批评家在运用言语行为理论于文学理论研究时存在问题,他们没有发挥言语行为理论的长处和最有价值的地方。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英美批评家在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时,普遍固守在语言学的分析范围内。我们已经指出言语行为理论具有“超”语言学性和开放性特征,塞尔对言语行为与意向性的关系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主体的地位和心理主义传统。但是许多英美批评家反对这一观点,例如桑地·皮特里(Sandy Petrey)在1990年出版的,已成为当今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经典之作的《言语行为与文学理论》一书中[12],就强烈反对塞尔的这一观点,只强调文学言语行为与外部社会规约的联系,反对言语行为与心灵意识的联系。这样的做法可以说是从形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言语行为理论。其原因则是20世纪语言哲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反心理主义基础上的,这也就造成在文学研究领域中,语言论和心理学是互不相干,相互排斥的两个部分。在笔者看来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一个可贵之处恰恰就在于沟通这两个似乎老死不相往来的领域,把语言的使用与人的心理意向状态联系起来。文学的研究应该从语言开始,但是它的目标绝不是只停留在语言的范围内,语言论文论的发展必然要突破自身的范围,才能达到对文学的合理准确的阐释。
第二在研究定位上,英美批评家最初运用言语行为理论于文学研究是想解决文学定义这个永恒的论题的,最早的一篇关于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论文即是美国文体学家欧曼于1971年发表的《言语行为和文学的定义》。此后由文学定义问题出发,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又延伸到对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和文学虚构特征的讨论,其后又加入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因素,这些构成了英美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的主体内容。应该说这些讨论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站在今天多元主义时代的背景下观察,以为言语行为理论能够解决文学定义这个宏大叙事的论题多少有些不合时宜。更重要的是,言语行为理论的长处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在笔者看来,言语行为理论行为性、实践性和社会性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应用于文学研究,其最有价值和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是用于讨论艺术(文学)的实践性问题,人类很早就意识到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种种活跃和具体的联系,也一直重视和强调文学对人类生活实践的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除了反映论认识论模式,人们对文学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之间的联系和机制缺乏更有效的解释和说明,言语行为理论的出现,为阐释艺术(文学)的实践性问题打开了新的思路,它能够成为分析和阐释文学与社会生活互动机制的锋利的理论工具。英美批评家虽然在论述中也经常涉及到艺术的实践性问题,但是对于言语行为理论与实践论文学观之间的联系仍是缺乏自觉的认识的。
 
 
 
二、言语行为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意义
 
 
言语行为理论还没有引起中国文论界的充分注意。除了外语学界,文艺界鲜有介绍言语行为理论及其在文论方面运用的文章,本文的写作目的不只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更不是只为了引进一种西方的语言论文论,去重复西方文论界的研究过程。本文关注言语行为理论,是认为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尤其体现在它能提供一种有效的理论工具来帮助我国文论真正突破传统反映论的主流形态,促使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
众所周知,20世纪语言论文论的出现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可以发现,语言论文论在20世纪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主流的现代文学研究模式,但它在中国当代文论界却没有成为主流。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后,语言、形式问题的讨论一度成为我国文论界的热点问题,但是最终没有成为研究的主流,这就使我国的文学理论难以吸收到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最新的成果,也就难以走出古典,跨入现代。何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文学研究历来有重视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传统,探索和阐述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即文学(艺术)实践性问题在我国文论中一直占据中心的地位,而早期“向内转”的语言论文论则恰恰割裂了这一联系,加之我国文论界对语言论文论的认识又只停留在“向内转”的形式主义阶段上,因此,这样的语言论文论自然就很难成为我国的文艺学的主流理论形态,占据主流地位的依然是建立在认识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学反映论(意识形态论),反映论的阐释是一种建立在近代意识论平台上的主客二分的分析模式,虽然“陈旧”,但比之于切断文学与外部社会生活联系的“向内转”的语言论文论而言,却仍重在阐释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但是认识论、反映论毕竟停留在近代思想平台上,它把当代众多的文学实践问题拉回到近代思想框架下讨论,采用一种机械的、被动的、反映的关系来把握文学与生活的联系,这不仅不能真切地解释当今文学与生活实践的密切联系,而且也影响了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
90年代后期,我国文论界出现了对文艺学学科进行反思的热点讨论,“引发这种反思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文艺学的现状并不满意,而这种不满又集中表现在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关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即大家所说的文学研究的‘边缘化’)”,因此,“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13]。由此可见,这个讨论同样可以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力求突破文学反映论的主流模式,对文艺实践性做出新的阐释的一种努力。在一些学者的倡导和国外学术界的影响下,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逐步兴起,在重建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在研究对象上,它们走的主要是一条“扩容”的道路,即要求文艺学研究要正视当下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调整和拓宽研究对象;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它们采用文化批评方式,“即是对文学的政治、历史、社会进行相关性研究”,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反映物和范例,由此来阐释文学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联系,应该说这不失为一条有价值的思路。但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它们最大问题是,它不是本着理解文学,而是以文学作品来证明所持的文化观念的正确性,例如女权主义批评,文本起的作用无非是证明女权主义理念,后殖民批评,则以文本证明后殖民理念,诚如希利斯·米勒的评论:“如果这种文学看法是真的,那它将会使文学研究变成某种多少有点枯燥无味的差事,因为将在文学中发现的东西只是解释者已知道的东西,和可能由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等其他领域已揭示出来的和明显看到的东西。”[14]这种文化研究实际上把文学看成了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附庸,忽视了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上述情况表明,20世纪后半期,我国主流文论的发展一直围绕着文艺的实践性问题展开,我国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也必然会将文艺的实践性问题置于中心地位,这是由我国注重实用的文化和文学研究传统决定的。实际上,从20世纪世界范围的学术发展观察,当今哲学、社会思潮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已经形成一种总的趋势,艺术(文学)实践性问题已经成为了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的重要论题,凸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因为人类文化活动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认识世界,而是为了改变世界。文学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紧密联系和互动机制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在笔者看来,在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中,实践论视角都将是一个不可或缺,占据重要地位的部分。
显然,无论是传统的文学反映论模式还是当代的文化研究,它们在阐释文艺的实践性问题上都并不如人意。笔者认为,我们只有回到文学理论的基础研究方面,寻找新的理论工具,突破传统的反映论认识论研究模式,才能对文学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做出更为合理、有力的阐释。
应该指出,自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界为突破传统的认识论反映论模式,已进行了许多探索,提出了文学价值论、审美反映论、艺术生产论、艺术活动论等一系列理论,但是细而察之,这些理论形态仍然难以真正摆脱和超越文学认识论的框架。[15]笔者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都忽视了对反映论的语言观做出反思,这些理论形态都没有深入到语言层面上,它们对语言功能的认识依然只局限在“事物—思想(或观念)—语言”的反映模式上,没有及时吸收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现代成果来挑战反映论的语言观。这就难以真正突破反映论认识论模式。而言语行为理论,则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理论工具,由于言语行为理论的“语言观”强调言语交际的行为性、实践性和社会性,能够突破传统的“事物—思想(或观念)—语言”功能观,把人类的生活世界与语言真正结合起来,因而采用言语行为理论于文学研究也就能够真正突破传统的反映论文学观,重新阐释文学与生活实践的联系和机制,把文学话语与社会生活实践真正结合起来,建立起一种融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理论范式。以此来推动文学基础理论突破认识论模式,向现代转型和发展。所以介绍和运用言语行为理论于中国文论界的意义应该在于此。
 


[1]本文将20世纪以来从文学语言入手,采用现代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理论来构建的文论各派都统称为语言论文论,而不采用形式主义文论的传统叫法,这是考虑到语言论文论在20世纪有个发展过程,后期语言论文论各派都以突破形式主义为目标,理论观点与形式主义的大相其趣,难以统一到形式主义旗下。另外称语言论文论而不是语言学文论,是因为诸派所采用的理论资源不仅来自现代语言学理论,也来自语言哲学理论。
[2]例如人类学家有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现象学哲学家有布伦塔诺、胡塞尔、马蒂、莱纳赫和道伯特,其中尤以莱纳赫关于语言作为“社会行为”的论述最为精湛深刻。参见Smith, Barry的 Towards a history of speech act theory 和Crosby ,John.Speech act theory and phenomenology In Burkhardt ,Armin ,ed ,pp 29-61.pp 62-68 .1990
 
[3]徐友渔、周国平等:《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6年,第2页
[4]转引自姜望琪《当代语用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5]盛晓明:《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6] 参见John Poeter The Drama of Speech Acts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9年和Keri Elam,Shakespeare’s Universe of Discour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7] 参见:Ohmann,R .Speech Acts and the Definition of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vol.4,1971Pratt,M .L .Towards a 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Searle,John .C.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8] See Rabinowitz, Peter J.Speech –Act Theory and Literary Studies [A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Vol. 8,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Edited by Raman Selden[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9] Ibid p347
[10] Felman,Shoshana.The Literary Speech Act:Don Juan with Austin,or Seduction in Two Languages trans Catherine Porter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11] See Gorman,David. The Use and Abuse of Speech-Act Theory in Criticism  Poetic Today Vol.20,No 1,1999
[12] Petrey ,Sandy.Speech Acts and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1990
 
[13]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学科的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4] See Miller ,J.Hillis .The Ethics of Reading ]New York:Columbia UP.1987 P8
[15] 参见苏宏斌《文学本体论引论》导言部分,他对这些理论形态与反映论认识论文艺观的联系做了简明清晰的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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