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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皮尔斯

作者:赵毅衡  来源:符号学论坛  浏览量:7203    2014-06-17 14:14:19

回到皮尔斯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论符号》中译本代序

 

摘要:一个世纪前皮尔斯为符号学打下的基础,已经取代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成为符号学主流的源头。其中原因,首先是因为皮尔斯对形式的本质见解独到,使符号学能成为“人类科学的数学”。皮尔斯的三元体系,自觉地向无限衍义开放。他对人的思维接近“真相”的潜力的信心,以及他对“探究社群”的独特见解,让符号表意成为凝聚社会的力量。皮尔斯生前研究环境不利,他的论说过分散乱,尽管他的著作不容易读,回到皮尔斯,将使中国符号学运动走向新的高度。

关键词:皮尔斯,形式论,三元体系,探究社群

Return to Peirce

Abstract: The foundation laid by Charles Sanders Peirce for semiotics one century ago has been replacing Saussure’s to become the cornerstones of the discipline today.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behind the replacement. First of all, Peirce held a far-reaching view on the nature of form which turns semiotics into “the mathematics of human sciences”. The triadic system that Peirce designed is open to unlimited semiosis. His confidence in human mind’s affinity with “truth” through thecommunity of inquiry” makes signification an inter-subjective cement for society. Though his works are not easy to read due to the fact that his whole life was spent in adverse conditions unsuitable for academic thinking, returning to Peirce will definitely help the Chinese semiotic movement push forward to a new height.

Keywords: Charles Sanders Peirce, formalism, triadic system, community of inquiry 

     1.

我们面前是一本令人禁不住心动的书:中国学界等待已久的皮尔斯著作《论符号》,也是皮尔斯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赵星植君已经为此埋头苦干了两年,如今将收获呈献给各位。对于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符号学运动,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对于去世一百年的皮尔斯本人,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纪念。此书的出版,将为正在勃兴的中国符号学运动,打下进一步发展的文献基础。

我们焦急地等待这本书,最主要的是:中国符号学运动在索绪尔的影子中,已经徘徊了几十年,早就应该走出来,却始终没有一本走出丛林的指南。索绪尔对二十世纪思想界影响深远,这位一生在欧洲大学教梵语的学者,晚年才讲授语言学-符号学理论。1913年去世后由学生整理出来的一本讲义《普通语言学教程》,成了符号学的圣经。虽然学术界几乎一百年前就指出索绪尔“完全没有质疑地提出语词必有对象”,足显“语言暴政”,[1]半个世纪前学界就突破索绪尔理论引发的结构主义,代之以后结构主义,甚至很多符号学著作已经宣布对符号学的发展,索绪尔只是“小角色”only minor),[2]但是索绪尔的这本教科书利于翻译,好读好用,国内已有多种译本。[3]启蒙学子读后,印象深刻,“能指、所指”,说顺了一生不离口。

索绪尔成功之处,恰恰就是皮尔斯的失败之处,也就是今日中国符号学运动朝前推进的困难之处,哪怕已经有不少中国学者在推介皮尔斯,始终就没有他的符号学著作译文。皮尔斯卒于1914年,比索绪尔晚一年归天。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多才的学者”,遗下1650份稿件,大多未刊,遍及哲学、数学、认识论、科学哲学、现象学、地理、宗教学、逻辑学、符号学等科目。他生前只出版过一本天文学书《光谱测定研究》,在刊物和词典上发表过一些单篇文章,其余所有的写作,都是信件、笔记、草稿。

这个确定文本的困难,至今无对付良策:哪怕哈佛大学在1931-1958已经编出《皮尔斯全集》8大卷,哪怕专门的“皮尔斯研究”机构遍布全球,包括加拿大、巴西、芬兰、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在美国帕杜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宾州大学都有皮尔斯研究中心。美国的皮尔斯学会成立于1946年(会长每人只能任一年一人,可见权威学者之多,本书的主要编者李斯卡教授是2013-14年的主席),皮尔斯研究专刊《Transaction》至今已经出版50年,但学界面对皮尔斯留下的学术遗产,依然扼腕无奈。虽然在他生前身后有不少仰慕推崇者,包括杜威、詹姆斯、罗素、怀海德、波普尔、瑞恰慈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但是他留下的整整十万页稿子,主题之散乱,无法形成一部“经典”。

专家觉得难读,学生更难,相当重要的原因是皮尔斯从来不是为学生写作的,他一生都是个自由学术撰稿人。虽然26岁就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但是那只是个荣誉称号。哈佛四十年的校长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诗人艾略特的表哥)不喜欢皮尔斯的学术,多次否决让他来哈佛任教的建议;皮尔斯40岁时,才得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逻辑学讲师之职,但是大学一直不让他“转正”,4年后干脆请他走人。他的学院事业不顺,可能的原因在于三叉神经痛造成的性格孤僻,过分敏感,容易忧郁。如果皮尔斯常年面对学生讲课,他就不得不把思想整理得简单清楚条理分明,没有这个压力,他的天才的大脑就更加随兴,完全不必照顾读者是否跟得上。

虽然皮尔斯与索绪尔一样,生前无籍籍名,但是再复杂的学术思想,只要有一本写得清清楚楚的书,身后的学术命运就可能大不一样。中国迄今为止的皮尔斯原作,只见于涂纪亮编译的《皮尔斯文选》。[4]三百多页的书,共分五个部分28节,其中被称为“指号学”的章节仅三小节,共30页,占全书篇幅12分之一。至于这部分译文的质量,就不便说了,毕竟符号学是需要毕生从事的事业,但是要作为整个中国符号学运动的基础文献,恐怕强为其难。大部分中国学者至今引述皮尔斯,都是转引的转引,各书各引各译,难免以讹传讹。如果中国的符号学学子至今未能进入皮尔斯理论堂奥,皮尔斯本人是不是应该负责呢?如果他生前寂寞,无压力作循序渐进的系统论述,他身后的事,我们每个后继者是否都应当负一部分责任?

所以,今天我面对赵星植的译本,心里由衷地兴奋:我们欠皮尔斯的,今天有机会偿还于万一;我们从皮尔斯所得,今后会日益精密。中国符号学界,要真正认识理解皮尔斯,走这一步是必然的,等待已久,今天终于可以起身成行了。当然我们也明白,皮尔斯写作以难读著称。再清楚地整理,再通顺的中文翻译,在这点上也无法提供捷径,这一点,每个拿起这本书的人,都是要有心理准备的。

 

2.

1914年皮尔斯在贫穷孤寂中去世,他的学问无人问津,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年代,会发现哪怕在生前,他远远不是孤独的,只是他自己并无察觉:就在这几年之中,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现代“形式论”的奠基之作:1912T.E. 休姆写出了《意度集》;艾略特的名文《传统与个人才能》出现于1917年;同在1917年,在彼得堡的革命烽火中,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开山之作《作为艺术的技巧》。略早一些,英国维尔比夫人在1911年出版了《表意学与语言》,而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法文版1916年初版。

而意义与符号问题,也是同时出现的其他几个学派关心的核心问题,弗雷格的“论意义与指称”(1895),[5]罗素的“论指义”(1903),[6]是分析哲学在意义问题上打开道路的两篇论文;胡塞尔1900年为现象学打下基础的两卷《逻辑研究》,第二卷有长章讨论“符号与表达”。中国最早呼吁建立符号学的是赵元任先生,他在1926年的长文“符号学大纲”中提出:“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7]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而是指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的确他是独立地提出符号学这个学科(因此中文“符号学”,并不是翻译,日文“指号学”才是翻译)。

所有这些符号学的思想,都是互相没有影响,独立发生的。但是不久以后,就开始汇合: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布拉格一批东欧学者融汇了俄国形式主义与索绪尔结构主义。1923年奥格登与瑞恰慈的《意义之意义》已经发现学界对意义的不同定义多达22种,他们已经看出皮尔斯与胡塞尔的理论远较其他人杰出(他们对索绪尔评价较低),因此给了这二位每人一个专章。这样一来,符号学就有多种称呼,多个源头:索绪尔的semiologie,维尔比夫人的significs,皮尔斯的semiotics,卡西尔的symbolism,奥格登与瑞恰慈的science of symbolism[8]赵元任的symbolics[9]等等。一个世纪的演变,证明这种学出多源,正是符号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宽一些,我们可以发现再早一些,1903年弗洛伊德《释梦》开创的精神分析,实际上把梦看成潜意识的一种意义文本,其中贯穿了修辞方式;而再晚一些,1929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书信》,认为阶级斗争更经常地采取意义解释的“宰制权”的方式。这样,意义与形式,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初年形成的当代“文论”(文化理论)四大支柱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形式论-符号学-----所关心的共同问题,不同的只是,一百多年来最锲而不舍,最精神集中地讨论意义问题的,是符号学。

因此,皮尔斯在学术上一点不孤独。二十世纪初年的学术界,有学界气氛,但是学界交流却还没有到翻译出版盛行的融通时代。皮尔斯没有读到这些在同一方向上追求的同道的思想,只有英国的维尔比夫人是个例外,而维尔比夫人与奥格登的友谊,让瑞恰慈间接受到皮尔斯的影响。除了这些个别的交往,二十世纪初的现代理论之星座爆发,灿烂耀眼,至今是现代学术的基础,我们只能说完全是时代气氛所造成的多点自发现象:欧美学术界首先感受到现代性的压力,从而集体地寻找现象背后的底蕴,寻找社会文化运行的规律。

3.

符号学是形式论的集大成者,符号学旨在解决意义问题,方法是找出意义的形式。那么为什么要集中讨论形式?实际上学者不约而同地主张把内容先搁在一边,艾略特甚至认为内容只是“骗过看门狗的一块肉”?这就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什么是形式?

皮尔斯完全知道他为什么追求形式:形式不是内容的妆饰,不是内容的容器,不是黑格尔说的一定的内容决定一种适合于它的形式[10]恰恰相反,形式是事物的本质,他认为他的符号“现象学”这门科学,研究的是现象的形式成分。他解释道

 

一般项指称许多种事物。这些事物本身都不具有任何品质,但却有有只属于其自身的某种实体形式……因此,一般项并不存在实质深度。另一方面,虽然特殊项具有实质深度,这是因为每个事物,或总有一个事物是它们的属项;但它却没有实质广度,这是因为它自身并不是任何事物集合的属项。[11]

 

这段话似乎很难解,皮尔斯实际上从逻辑上回答了形式/内容分野的大难题:形式就是一般项的普遍品质,它具有广度,而特殊项的事物深度,在形式研究中被暂时“悬搁”了。当我们从“共同品质”来理解一个事物时,我们就不得不找到其形式,因此一般认为是“内容”的东西,一旦普遍化,就表现为形式。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形式主义的最持久的成果,是普罗普的“故事功能论”,因为他把故事情节这种绝对属于内容的东西一般化了,他提出的31种“功能”,适用于所有的民间故事,甚至适用于所有的叙述文本。如此一来,普罗普处理的就不再是内容,而是形式,或者说,他把本来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内容,成功地形式化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皮尔斯说,数学是最纯粹和最典型的形式科学,原因在于数学是“得出必然结论的科学”,而无须牵涉到所研究问题的实际状态。[12]例如,数学显示哪些形式特征是等腰三角形成立的必要条件,揭示这些特征可以派生出什么结果,而不必考虑某具体事物是不是等腰三角形。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理论思维都具有形式化的倾向,因为所有的理论都追求普遍性,也都等待着应用到不同的事物之上,以显示这种普遍抽象的可操作性。索绪尔集中讨论符号学如何适用于语言的普遍形式,而皮尔斯则集中讨论如何改造普遍逻辑为符号学。因此,皮尔斯符号学,是上一节说的所有理论中最形式化的,它构筑所有意义活动共同的方法论。正因为它的普遍适用性,它明确追求的可操作性,符号学就是文化与社会研究能到达的最形式化的理论,成为各科目通用的“文科数学”。

 

4.

我们不应当把皮尔斯当作弥赛亚,当作圣人,或神的信使。甚至,也无须给皮尔斯如现象学给胡塞尔那样的万门宗师的地位,毕竟,世界符号学运动受益于许多伟大学者的贡献,符号学不只是“皮尔斯学”。而且,皮尔斯的笔记有时前后不一贯,似乎他始终处于思索之中;有时候受制于当时的文化条件,例如他说照相不是像似符,而是由物理关系形成的指示符,看来是对银版光敏材料的化学过程印象过深。但这种可挑战的地方是难免的,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不是没有缺点,无可挑剔的。但任何理论不可能完美:一门学说生命力所在,是为后人的推进发展打下基础。这个基础是否打得好至关重要:一个坚实宽阔合用的基础,能让大厦越建越高。在皮尔斯去世一百年后,符号学运动声势越来越大,不断突入新的领域,正是皮尔斯理论奠基之深厚令人信服的证据。不妨说具体一些,皮尔斯理论的优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放体系。前面说,给符号学一个“普遍形式”,是皮尔斯明确的意图。要做到这一点,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必须具有寻找意义形式规律的普遍性方式。皮尔斯很幸运地一开始就找对了这个基本方向,那就是“三元方式”。我们可以看到,符号三分的想法,在他26岁,刚从哈佛得到化学硕士学位不久,就开始形成。[13]不仅是总分类是以一系列三分构成的,而且符号的各方面都三分,因为意义规律服从一个更本质的形式,即“现象学式的三分”。

皮尔斯认为符号学必有三个阶段的普遍规律:符号的“第一性”(firstness)即“显现性”,是“首先的,短暂的”,例如汽笛的尖叫;当它成为要求接收者解释感知,就获得了“第二性”(secondness),成为坚实的,外在的,能够表达意义的符号;然后出现的是“第三性”(thirdness):“我们就会对于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形成一个判断,那个判断断言知觉的对象具有某些一般的特征”。[14]

由此出现一连串的三分:逻辑可以分为一元(monad)、二元(dyad)与三元(triad);形而上学可以分为品质(quality),事实(fact)与法则(fact);符号学就有三方面的任务:分解、批判、方法。符号本身三分:再现体-对象-解释项;其中再现体再三分:质符-单符-型符;对象可以三分:像似-指示-规约;而解释项的三个阶段,有一套比较难懂的术语:呈符(rheme),述符(dicent),论符(argument),这三阶段也可以称为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最终解释项。[15]有论者认为这三步相当于一般说的概念-声言-论辩[16]

应当说,符号意义过程,步步深入,不一定有如此清楚的划分,三个阶段之说,只是大致的级差:例如,随着接收者理解程度的加深,解释项的性质肯定会有变化,但是可能不会有述符、呈符、论符这样清晰的分割。但是皮尔斯认为三分是一个普遍原则问题,他不让一个发展过程在二元之中自我完成。虽然皮尔斯完全不知道索绪尔与他同时在创建另一种符号学模式,但他似乎处处有意用他的符号三元原则,对抗索绪尔的二元原则,他敏感地理解到,这种思维方式差异,可能导致巨大分歧:一个只有三条分叉的路可以有任何数量的终点,而一端接一端的直线的路只能产生两个终点,因此,任何数字,无论多大,都可以在三种事物的组合基础上产生[17]三元组成,保证了皮尔斯符号学的开放,这让我们想起了老子的名言“三生万物”。

具体来说,皮尔斯提出的每个符号的三分构造(再现体、对象、解释项),使符号不再闭锁在能指/所指构造中。由此各种符号可以有不同的构造:有的符号必须要有对象(例如指示符号),有的符号可以跳过对象(例如艺术符号),有的符号可以创造对象(而不是如索绪尔说的替代已存在的对象,例如设计符号)。这问题在索绪尔那里无法解决:不少结构主义符号学家认为艺术意义的本质是没有所指的能指:巴尔特说,文学是在比赛中击败所指,击败规律,击败父亲;科尔迪说:艺术是有预谋地杀害所指。这些话很痛快,但是难道艺术没有意义?当然艺术必定有意义,不然不叫做艺术,只是这意义不能用“所指”这个笼统的术语概而括之,所以索绪尔式符号学才面临困境:对象一旦被跳过,整个所指就不得不“死亡”。

索绪尔式的符号学,最后走向结构主义的系统观,这与二元思维有绝大的关系。索绪尔提出的四大对立项(能指/所指、语言/言语、共时/历时、组合/聚合),依然是符号学的学术遗产,只有最后一对还具有继续开发的生命力,因为双轴关系是符号文本组成的动态过程。而皮尔斯基于符号意义三元的发展观,发展出“无限衍义”原则:符号表意过程在理论上是无结束的,在实践中,符号表意虽然能被打断,却不可能被终结。

看来,皮尔斯明白无限衍义这个理解方式的重大人际关系意义。他认为无限衍义是人的思想方式的本质特征。

 

5.

皮尔斯体系的第二个重大优点,是对符号学领域的视野,超越一般形式论的见解。首先是所谓“真相”问题。一般论者认为形式论最不愿意讨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真相显然不在形式之内,因此形式论尽可能不去讨论真相。

而皮尔斯断然认为,符号的展开,最基本的动力,不是一个形式游戏,而是“心灵与真相的亲近性”,毕竟,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而意义必然有真假问题。虽然意义可能是虚假的,如艾柯说的符号学是研究所有可以用来撒谎的东西的学科[18]但是人追求意义,目的是找到真相,真相是在人类思想本身的条件。按皮尔斯的说法:

 

符号的目的就在于表达‘事实’,它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接,竭尽所能,使得解释项能够接近完全的真相,或绝对的真相,也即接近真相的每一个领域……存在世界的‘圆极’也就是说是世界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由符号构成的……‘真相’实际上不是抽象的而是完整的,它是每个符号的最终解释项。[19]

 

在皮尔斯看来,符号之所以能传达真相,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思想本身就是符号”,皮尔斯称之为“思想符号”(thought-sign),而且,“所有其他符号最终都会在思想符号中得到解释”。[20]符号学界至今没有对思想符号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相反,倒是有不少误解,例如说心像无法分享,并非媒介,普林斯完全否认梦是符号构成的叙述;[21]吉尔罗强调:正在做的梦是经验,不是文本[22]显然,皮尔斯并不同意如此看法,“思想符号学”的深入研究,将为我们打开进入瑰丽宝库的城堡之门。

更重要的是,皮尔斯并不满意固执于表象,他不认为意义只是个人的,他把符号学理解为推进为人际关系的社会理论。皮尔斯理论念兹在兹的主导问题,是符号意义的解释,而解释并不是仅仅是个人行为。他认为人一旦追求意义,必然进入人际社会关系,符号意义必然是一种交往关系:每个思想必须与其他思想说话……思想永远用对话的形式进展----自我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对话----这样,对话性本质上就是由符号组成[23]这种对话最后形成“探究社群”(community of inquiry)。这就是皮尔斯的“真相融合理论”:哪怕真相很难得到,人追求真相的努力,是人类社会的生存价值所在。并不属于一个个人的行为,而是与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皮尔斯解释说:“逻辑性……不可能在我们的命运面前停步,它们必须拥抱整个社群。同样,这种社群也不可能有限,它必须延伸至人类的所有种族,而我们与他们形成了直接或间接的知性关系。”。[24]一个个体必然愿意,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是无限社群利益紧密相关的一部分:因此,“想象认同,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利益与一个无限社群之间”。[25]换言之,在社群的成员之中,存在着一种动力,“通过把它融入到普遍宇宙的相邻部分中去,从而健全你的人格”。[26]

皮尔斯称这样一个社群为“超级个人”(supraindividual)。让我们来一点待思想史证明的设想,胡适的“大我”观,有可能来自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杜威,[27]而杜威可能来自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老师皮尔斯。而这个“意义宇宙”概念,最后出现在一系列的当代思想中:费许的“解释社群”论,泰勒等人的“社群主义”,罗蒂等把语言哲学转向人的生存活动的努力。

 

6.

由于以上的一系列内在原因,皮尔斯式的符号学,注定将在与索绪尔式符号学的竞争中胜出。索绪尔符号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结构主义运动”这名称横扫思想界,称雄一个时代。在当时,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是一个运动的两个称呼,这种过分膨胀,终于给符号学带来负面影响。当结构主义盛极而衰,下狠劲批判结构主义的某些前结构主义者,也曾把符号学这个婴儿连洗澡水一道倒掉。[28]在后结构主义时代,“重新发现”皮尔斯开放的符号学,就成了符号学再生之路。从那时起,所有做出了成绩的符号学者,无不重新回到皮尔斯画下的蓝图上。

这张蓝图并不像索绪尔的《教程》那样容易整理出来,不容易读懂,更不容易翻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符号学界迫切需要这本书,却只听到楼梯响,迟迟看不到真容。现在放在我们前面的这本书,千呼万唤始出来,依然不容易读。本书附了李斯卡的整整一本解读,供读者参考,也作了一个详尽的术语对照表。但是这些条件还不够,阅读此书时,需要读者心怀一种理解。

读者需要理解:这本书不是皮尔斯一本有头有尾,按章按节写出来的书,而是从皮尔斯一生大量的散篇文章、笔记、书信之中摘录出来的。时间上的跨度有整整50年,比较早的是他26岁时提交美国学术院的文章,晚至75岁去世前的笔记。皮尔斯一辈子都在思考符号学问题,都在他的庞大体系大厦中添砖加瓦。这样就很难避免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而本书为了整理出一个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不得不打乱这些文字的时间先后相承的顺序,按专题排列。

皮尔斯的符号学,是以逻辑学为基础,他又是一个非常注意术语和范畴的人,范畴是研究逻辑的必须,但是范畴之间不一定有非常清晰的界限。过于整齐的思考,有可能把原先的整体割裂成碎片,也就可能把原先的连续带,割裂成似乎分界明显的碎片。皮尔斯的术语很少沿用旧词,以避免日常用法造成的误会。如此一来,要读懂皮尔斯,就不得不熟悉他的一大批新的词汇。长达半个世纪的冥思苦索,让他有机会屡次更改术语,而他没有机会对历年的思想做最后的确定,因此同一个概念就出现不同术语。为了方便读者,本书最后列出了这些术语的先后替代关系,并且给予不同的中译,以让读者有机会判断皮尔斯思想的发展。

如果皮尔斯完全不用旧词,坚持每个地方都生造新词,情况至少会干脆一些。但是他的几个关键术语用了旧词,其中造成最大困惑的是symbol 这个词。本来这个词在西语中就已经混乱,因为有“符号”与“象征”两个很不相同的意义。而皮尔斯又给了一个新的特殊用法“规约符号”(conventional sign),而且他坚持认为:symbol作为为规约符号,才是真正回到原义。究竟是回到“符号”原义,还是回到“象征”原义呢?如果我们不管皮尔斯在西方词义变迁中的论辩,坚持把本书中的symbol都理解为“规约符号”,至少在译文中避免了岐解。但偏偏皮尔斯的symbol有时候的确是“符号”。对这些混乱,译者赵星植用加注的方法说明,他的处理方式是对的,读者鉴之。

笔者多次说过:依然坚持索绪尔-巴尔特体系,已经严重妨碍中国符号学的发展,今天,在皮尔斯100年忌日,译者不惮困难,推出皮尔斯符号学著作第一个中本,译者赵星植为此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殚心积虑,字斟句酌。现在向中国学界呈献这份成绩,就是想给中国符号学运动一个新的推动力。

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皮尔斯在孤寂中写下的笔记,许多观点让我们惊艳如初见。他开创出的可能性远远没有穷尽,许多论辩正在等待我们追寻的眼光。今天,我们的努力有个明确的目标:回到皮尔斯,为了走向符号学运动更加广阔的前景。

 

赵毅衡,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zhaoyiheng2011@163.com

 

 


[1] C.K. Ogden & I.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New York: Harcourt, Grace Janovich, 1989, pp.4-5

[2] Winfried Noth,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 Press, 1990, p 64 

[3]自从高名凯译本在1980年出版,至今此书已有不同版本的中译,有张绍杰译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屠友祥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于秀英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

[4]《皮尔斯文选》涂纪亮编,涂纪亮、周兆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5]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 Oxford: Blackwell, 1952, pp. 34-54

[6]Essays by Bertrand Russell, Memphis,
Tennessee
: LLC Books, 2011, pp. 3-7

[7]《赵元任语言文学论集》,吴宗济、赵新那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8

[8]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Meaning of Meaning’”,《清华学报.文哲学版》第六卷第一期(19306月),11

[9]《赵元任语言文学论集》,吴宗济、赵新那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7

[10]黑格尔《
美学》(1835

[11]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vol.2, pp. 414-417

[12]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Volume 4, pp. 229-232

[13]查尔斯.S.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Teleological Logic”, W 1:303-304, 1865

[14]科尼利斯.瓦尔《皮尔士》,中华书局,2003年,25-27

[15]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 vol 8, p 184

[16] Vicent M. Calapietro, Glossary of Semiotics,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3, p 172

[17]科尼利斯.瓦尔《皮尔斯》,中华书局,2003年,19页。

[18] Umberto 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58-59

[19]查尔斯.S.皮尔斯《论符号》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Kaina Stoicheia”, MS 517, 1904

[20]同上,第8

[21]Gerald Prince, “Forty-One Questions on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Style 34, 2000pp. 317–27

[22] Patricia Kilroe, “The Dream as Text, The Dream as Narrative”, DreamingVol. 10, 2000No. 3, p. 12

[23].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 vol 5, p 253

[24]同上, vol 2, p 654

[25]同上, vol 2, p 654

[26]同上, vol 1, p 673

[27]杜威很清楚社群与符号的关系:“只有存在着活动的符号,以及活动之结果的符号时……欲望与目的暗含了一种共同(或相互)理解的意义并且呈现了一种新的关系,由此它们可以把一个共同的活动转换为一种利益与效力的社群”。George Dykhuizen,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3p. 635

[28]例如Jonathan Culler, In Puersuit of Sig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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